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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这一时期禁烟政策的研究和解读来看，虽然研究的方向十分广泛，涉及的内容十分全面，但就研究的角度而言，针对道光年间禁烟政策的研究还不够明晰，对禁烟政策推行阻力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又加之公共政策学科对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以及在执行中遇到的阻力因素论述丰富，因此，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全面探究道光年间清政府禁烟政策的执行阻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惨痛记忆的一种反省和沉思，更是为当今治理烟毒问题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0．2 研究现状
0.2.1 研究现状
0.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文主要运用文献检索法、比较分析法，试图在现有文献资料中，针对道光年间禁烟政策实施的阻力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信息抽取，并利用公共政策学科中的相关知识进行资料分析和归纳总结，以得到较为全方位的结论。
文章的内容主要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正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鸦片的传入、发展、危害。第二部分介绍道光年间禁烟政策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效果，并分析禁烟政策执行时遇到的阻力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政策制定的能力水平，政府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分配，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中央、地方财政、鸦片供应商、吸烟者等利益相关者，社会的教育水平等，以及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是文章的重点内容。第三部分通过列举道光期间禁烟相对成功的实例对第二部分中的部分观点给予验证。
1 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及危害
鸦片，早自唐朝时期传入中国，起初是作为植物观赏或药材使用的。乾隆中后期，吸食鸦片的方法被发明出来，鸦片的罪恶新篇从此开启了。西方殖民国家自16世纪末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18世纪初，鸦片输入主要来自葡萄牙。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独占了印度鸦片的制造权与专卖权并确定了对华鸦片政策，自此英国商人大肆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开始涌入中国市场。18世纪以后，英国和美国的鸦片贩子勾结中国烟贩和官兵，把大量的鸦片贩卖至中国各地，成为了鸦片贸易的主角。“仅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就向中国输580人鸦片23817l箱。每箱鸦片重120斤，合计28520斤。据不完全统计，1765年前每年的鸦片输入不过二百箱，1821年达到4000箱，1837则高达34000箱。”[5]尤其在道光年间两次鸦片战争后，英殖民者为在华鸦片贸易谋得了合法化的地位，鸦片贸易更加肆无忌惮，如洪水猛兽般般泛滥开来。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其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30两……”而“鸦片合法化全面实行的第一年，在1860年10月至1861年6月的9个月中，海关就为清政府起征鸦片税白银30万两，1866年，增加至200万两”[6]，进口鸦片数量之多可想而知。但实际上，在中国鸦片市场上流通的鸦片总量远远不止如此,“到19世纪末，来自云南和四川的本土鸦片生产者实际夺取了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到中国的鸦片贸易，清朝的西南部成为了世界最大鸦片市场的世界最大鸦片生产者。”[7]“土药”有着比“洋药”更多的数量和更大的份额。文献综述
与此同时，鸦片市场十分庞大，吸食者众多而成分复杂。起初鸦片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因此吸食者仅限于富裕之人。随着鸦片贸易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官吏、地主、士绅以及差役、兵丁、幕友、书办，甚至僧人、道士、妓女等也纷纷成为吸食者之一。及至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京官中的吸食者可达到10%到20%，地方官中的吸食者可达20%到30%，而在差役、幕友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吸食鸦片。正如黄爵滋所言：“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都在吸食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