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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的研究一般采用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考察各变量之间关系的以变量为中心的范式，另一种是关注整个人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范式 [3]。第一种范式应用多元统计的方法考察个体内、外各种因子与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范式则是按照一系列标准来比较不同被试组个体的特点，确定将心理弹性个体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我们常见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有：经典模式、全分类模式、路径模式等[7]。
在研究过程中，因为学者们对心理弹性的侧重不同，所以构建了许多不同的测量工具。Bartone，ursano&Wright编制的特质性自我复原力量表，主要测量的是人格耐受性方面，执行、控制和挑战是其三个文度[10][11]；Connor和Davidson所编制的CD—心理弹性量表来自于临床治疗，主要用来对遭遇高危、高压的群体的适应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及对临床实践的干预，包括本能、能力、控制、接受变化以及精神影响五个文度，但是中科院的于肖楠博士[10]经过研究发现，在中国测得的数据不支持在美国测量结果所得的五文度，而是探索分析得出了三个文度，即坚韧、自强和乐观；Prince-Embury编制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既适用于个体测量也适用于群体测量，适用于9-18岁的青少年，对于临床工作者、学校心理工作者、咨询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都十分理想。
2.2 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尽管在一些方面还未达成一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领域的学者开始尝试以干预来促成心理弹性或提高心理弹性，这对于制定有关干预青年人精神失调和发展缺陷的策略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探索，国内研究者提出了一套适应国情且有效的干预方案，比如范芳提出的“处境—气质—认知—弹性修复模型”[7]，研究表明，这个干预方案的实施从结果来看，可以缓解留守儿童的负性情绪，从时间上看，能够长久持续；滕秀杰以认知行为疗法为理论指导对大学生作干预，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且有一定的长期效果[7]。
对于心理弹性的量表测量，虽然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前人的基础上也开始了更进一步的探索。目前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主要有CD-RISC（于肖楠和张建新在2007年翻译修订）和学生心理弹性问卷（加利福尼亚健康儿童问卷中的）[7]。我国研究者从2000年之后开始尝试编制符合我国本土文化的心理弹性相关问卷，比如，阳毅发表的《大学生复原力量表的编制和应用》[10]，用实证研究明确了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内容，包括自我接纳、家庭支持、朋友支持、自我效能、问题解决、求助以及情绪稳定；滕秀杰等人修订了《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Prince-Embury），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是掌控感、关系感和情绪反应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弹性水平[7]。所以说，对心理弹性的界定不同，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就不同，但不容质疑的是积极健康的情绪体验、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等始终是大家公认的弹性因子。
对于心理弹性的有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对于心理弹性的研究是从现象学的实证研究层面进入到的理论研究层面，对其一些关注侧重点仍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许多问题正在探讨中，显现出了心理弹性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目前的心理弹性研究对象过于狭窄，主要集中于一些特殊群体，而对于普通人应对日常生活压力的心理弹性关注较少；心理弹性理论模型或者是作用机制过多，没有形成一致的作用机制，使得众多研究结果不一；目前研究者对于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基本上采取平行等效的解释，但事实上可能是各个因素的作用而并非简单的等量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