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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德春 、刘志彪的模型表明环境管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这暗合了波特的环境管制能使受管制的企业受益的观点
3) 李国柱、贾洪波与李从欣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管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负效应, 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4) 刘志忠、陈果的实证研究显示环境管制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不均的原因,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效应 ,且这种负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
5) Dean等人认为中国低水平的环境管制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FDI的吸引力的差异,可以用FDI企业的技术差距解释；
6) Repetto的研究表明 ,环境管制与企业获得的市场优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7) Simpson和Bradford、Wilcoxen和 Xepapadeas和Zeeuw等人或认为创新能减轻甚至抵消环境管制成本 ,或认为环境管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增加了企业利润；
8) Birdsall and Wheeler , 1993;Frankel ,2003 贸易和FDI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 ,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9) Be narroch and Thille , 2001; Karp , Sac heti and Zhao , 2001; Utter orbed ouster , 2001; Cole等,2004环境管制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 ,促进污染型产业或企业向环境标准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 ,使之成为“污染天堂( Pollution Haven) ”,而欠发达地区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将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最终导致全球环境质量下降。
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污染天堂假说”内容并不复杂，前人也对该假说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从上述所列举的文献中，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普遍分为以下两类：
一方面验证“污染天堂假说”的存在性，基于对外贸易具有灵活多边的特点，因此外贸对于环境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多种效应的交叉影响。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污染天堂”的现象。比如竞次理论（race to the bottom）认为短期来看，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必定会造成消极影响，该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各国降低环境质量的标准以维持自身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又会使东道国环境的恶化趋势得以缓解甚至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的研究着眼于环境管制的差异会对当地FDI流入产生重要的影响，认为在环境制度上管制较宽松的国家会吸引更多的FDI。
笔者在研读上述类型的文献后发现这类文献多有以下特点：
1、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环境管制对 FDI区位选择以及绩效影响上,而较少从 FDI行业进入的角度来分析其行业分布 ,更少有涉及对环境管制与 FDI 企业行业进入数量的关系的分析。
2、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FDI 流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从数量上来看 ,可以考察其进入的资本数量,也可以考察其进入的企业数量,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学含义。企业数量的变化 ,直接影响到市场结构的变化 。
3、对于 FDI的分布,既可以考察其在东道国的区位分布 ,也可以考察其在东道国的行业分布, 二者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
[1] 李国柱,贾洪波,李从欣. 环境管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研究[J] . 商业研究, 2009 ,( 2): 41-45
[2] 刘志忠,陈果. 环境管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 3):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