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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熙载论孟子文章“用法至密”
刘熙载《艺概》中称：“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2]刘熙载认为，孟子文章的主要特点是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如舟师在水流之中执掌船柁，自由自在的航行，即使是对于文章的经义解释困难的人也不会觉得委屈了自己。那么，孟子文章之所以可以如“舟师执柁，中流自在”，又可以使“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是因为孟子的文章“至简至易”,而“简”“易”正是体现在孟子的论辩艺术上。
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根据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纷纷走上了论辩的擂台。他们论辩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国家治乱的根由，王道霸道的优劣，人性善恶的起源，战争胜败的关键，社会分工的需要，君臣贤愚的标准，论辩之盛，风靡一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孟子，也成为了活跃在这个时代里著名的思想家和雄辩家。
刘熙载认为，“孟子之文，百变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之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2]孟子的散文百变不离其宗，是与诸子所同。然而，孟子散文超越诸子处，则是“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因而，孟子文章的显著特征，刘熙载认为是“用法至密”，同样这也正是孟子散文显著的论辩特色。孟子也正是素以好辩著称。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公都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6]战国中期，正如孟子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6]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塞于天下，于是所有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便属于墨翟派。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无法发扬，这便是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据诐行，放淫词，义承三圣者”，[6]也就是孟子想要使人心端正，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就不得不辩论，而并非好辩。
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中写道：“孟子是以好辩而受非难的人。他不断地和人辩，和宋牼辩，和墨者辩，和自己的门徒辩，辩得很巧妙，足见他对辩术很有研究”。[7]孟子熟练地运用了各种论辩手段，以能成功地达到他的论辩目的。对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的探讨研究，可以通过四个方面：论辩的逻辑，论辩的语言，论辩的方法，论辩的风格。刘熙载认为《孟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用法至密”。为了证明刘熙载观点是否正确，以下主要从论辩的逻辑和论辩的方法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论辩的逻辑
逻辑是雄辩的力量所在。孟子在《离娄章句下》中指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6]意思是说：天是那么高，星辰是那么远，如果能够推究既成的事实，那么，即使一千年以后的冬至，也是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由此可见，孟子是非常重视“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并且在他的论辩中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推理。在孟子的文章中，“类推”和“喻证”用得最多，其他如归谬、反证、排他法，也用得很熟练、恰当。孟子的论辩有着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其中“类推”的主要形式有：知类察类，从而指出对方的不知类逻辑错误；比喻论证，通过形象的譬喻增强论辩的说服力；破斥二难，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