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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及其广泛的学问。”[2] 刘震云从马村格局的角度观察这段历史，全篇小说所关注的是处于结构中心的主要人物的个体悲欢，以及对历史洪流中平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再现。小说重在描写社会时代浪潮下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琐屑生命意志和个体生存境遇。小说采用以“家史”取代“国事”的叙事手法，以逼真的情节反映出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生活境遇，放大故事里的细节小事，在宏观历史的外衣下，却讲起了小人物的辛酸往事。《故乡天下黄花》的多焦点叙事手法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叙事方式，小说的情节跳跃性地绕过历史大事件的变故，无视时代的巨大变迁，而以乡村生活的材料为线索，以整体性的点状叙事方法来达成整部小说对所有素材的统领。《故乡天下黄花》对史诗性叙事的消解也使新历史主义小说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补救的缺陷。
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小说在关注个体叙事的同时，主要是借描刻弱肉强食的势力争斗使传统叙事中的大历史观被消解于无形之中。在刘震云的笔下，只有权利的斗争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是在民国初年、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大翻身，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管是哪些人物哪些角色——是乡绅干部、地主阶级、土匪强盗还是贫民，也不管是什么阶层——土匪、中央军、日本军，每一个身处利益中心的人物的命运都是在你争我抢，明争暗斗中被决定的。政权的争夺循环往复, “在马村这一特定的舞台上无休止地上演着祖上传下来的这出戏。这就是刘震云的历史观：‘无褒无贬，一切还原历史’。” [3]个人隐私的历史以权力斗争的形式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被正面描述，从而揭示出历史深刻变化的本质，也令读者产生无限遐思。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把历史的过去转化为个性化的历史讲述，展现了历史长河中那似曾相识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境遇，这些都来之于作者对历史的独特感悟。那些不同历史片段之间惊人的重合，在最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历史小说中关于历史永远进步和向前的童话叙事，指出真正的历史只是在原地踏步，历史中的人们只是在权力与人欲的陷阱中不断挣扎。正如美国批评家詹姆逊所指出的：“人类无法接触终极意义上的历史，只能把历史文本化、寓言化，并通过对历史寓言的反复阐释来接触历史”。[4]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运用想像和重构成功取代了主旋律意识，努力在小说世界中使历史成为一种语言性存在，并在反复阐释中展现历史发展的无限可能。
二、宏大历史的符号化
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以一段宏大历史为背景，注重在历史情境中讲述历史对于人或事的影响，擅长将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归结于历史的伟力，而对于单独的个体、零散的事件加以忽视。新历史主义小说中，这种对于宏大历史的崇拜情节开始彻底的消失，作家反而对正统历史之下的奇闻轶事、生活点滴充满了兴趣。所以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作者往往忽视宏大历史，漠视历史的厚重感和神圣性，仅仅将历史作为一种背景衬托在个人故事的背后。这种情况在《故乡天下黄花》中表现得极其突出，宏大历史不仅没有正面现身，甚至还进一步被个体叙事隐喻化。在《故乡天下黄花》中，作者一开始直接展现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两个大地主为村长一职明争暗斗，并和政权扭曲在一起的权力斗争。当时，经过辛亥革命，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县里乡里都在闹革命，保守的孙殿元成为新村长，而乡长开始信仰三民主义，结果就是新任不久的孙殿元被人暗杀在马棚里，而暗杀他的人竟是前任村长李老喜，原因是李老喜想重新夺回村长的职位。这次孙殿元的死不仅使马村失去了村长，而且也使得周乡绅因此恢复原职，这时李老喜觉得自己又可以重新当上村长了，于是痛下杀手展开了大地主间的争夺战。《故乡天下黄花》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相似和重复感是不言而喻的，都是以这种权力斗争而开始，以冲突流血而终止。以后的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所引发的国家权力的变更都直接影响到乡土基层权力的争夺。作者通过河南地区的一个村落几代人对村长这一位置的争夺而展开恩怨仇杀，来隐喻和暗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脆弱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