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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康熙后期天下基本大定，清朝廷对思想文化方面都进行了有意识的控制。此时那些明朝的遗民思想家的思想已经逐渐消亡于社会，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已经无需再由清朝廷多加的控制。并且当时社会稳定，有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供清代的学者们进行考据。同时清朝统治者在当时尽量笼络和吸纳汉族的优秀人才。大力倡导汉学的发展。鲍国顺说：“清自康熙、雍正，以至乾隆，文持了一段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安定社会，也直接促成了考证学的发达。因为考证学重分析归纳，此一学问的形式，是需要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方得以顺利进行。而且清代的考证学，主要是典籍的考证，考证典籍，必须仰赖良好的图书环境，而一个秩序安定、物力丰裕的社会，大有助于图书的刊核、整理与传布[5]。”
二：晚清考据学的经世致用
清代的考据学，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明朝的考据学的影响。但是清代的学者认为，明朝的考据学的学风过分的浮夸，不能实事求是，所以，即使清代的学者有受到明代考据学的影响，然而事实也正是清代考据学是明代考据学的发展和延伸，但是文人都是清高的，因而他们在心底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明代考据学的影响。乾嘉时期，学者们由于高压的政治环境，便纷纷埋头于关于古书的编订、校勘的工作之中。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相对于明代的考据学家的工作来说，范围更广，意义更加深远。
考据学的内容十分的广泛，其主要内容在于对于经书的的研究。我国古代四部分类法中，小学属于经部。而清代考据学着研究的多的正式小学。他们讲经书看成是载道最主要的工具，通过经书传播文化，也就是所说的“通经明道”。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提到：“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6]。”顾炎武的这一主张，成为了考据学派的主要依据。在此之后的考据学大师，纷纷都是以这个为宗旨。清代的考据学家，都是高度重视训释文字的重要性。语言的发展使得许多地方的文化甚至于经济的不同。
考据学派以通经明道的做法，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历史是靠着语言文字来传承的，我国古代的基本文化是靠着文字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而经书则是经历过历史的洗涤而沉淀下来的的经典之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时代的文化特点都有些不同，社会是发展着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典籍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人们就不可能再用古人的观点去考察辩证。毕竟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同，所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想法也不同，不可能用我们当代的思想去解读古代的文学，必定会造成误读，难以理解。因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必须的。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考据学者，如康有为、龚自珍、梁启超、魏源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认为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并且认为这种危机的根源来自于统治着文化思想界的学术——考据学和宋学上[7]。
林则徐在1839年受任于皇帝，前往广州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由于广州是外国资本主义进口中国商品贸易的最主要及最重要的通道，所以广州随处可见外国的商品，以及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迹象。因为林则徐能够更为直观的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与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能够体会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因为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从表面上看，“师夷长技”说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说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制外来侵略者的入侵。因而林则徐则将自己编译好的《四洲志》的全部书稿交给魏源，命他整理以此为基础，搜集世界地理知识，编辑出了《海国图志》。但是这部书并没有在中国广为流传，反而是在日本，成为大臣和天皇必读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