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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便高高在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为了文护其统治，历代统治者推行崇儒尊经的政策，科举取士也以经义为试题，使得经学地位至高无上，到了明清，虽然有学者提出“五经皆史”的观点，但并未受到重视。因史学与现实的紧密特性，在乾嘉时期更被视为敏感易生事非的领域，乾嘉学派的史学代表人物钱大昕曾感叹道“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 ，经尊史卑的的学术风气盛行。学者们同样深陷经精史粗的思想之中，大都对史学持轻视态度，治经而陋史，荣史的思想因此并没有在乾嘉学者中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钱大昭承其家学，小学作为钱大昭的启蒙之学奠定了其扎实的治学基础，开启了研究经学之大门，清史稿称其“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 可见其在经学方面成就也颇多，主要经学著作有《说文统释》、《广韵疏义》、《尔雅释文补》，代表作《说文统释》751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譌字，五曰通义以明互借，751曰从母以明孳乳，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八曰正譌以订刊误，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补字以免漏略。” 在治经方法上有自己的创见，着眼于文字的疏证，以明了古字的音、形、义为目的，研究成果突出。修正了许多前人之错误，提高了古文字的学术水平，使得“浅近之言”走入了小学研究的大堂。虽然经学地位高高在上，经学的研究却也与史学休戚相关，两者长期共存却也互相影响，在考据经学过程中需要涉及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史学等，许多治经的理论原则等开始被运用到治史中，加上乾隆皇帝对史学比较关注，下令官修史书，多种因素影响下，钱大昭也将治学领域涉入到史学方面，功底日益深厚，成就愈发突出。
当然钱大昭取得的史学成就离不开其自身的刻苦努力，钱大昭家学氛围浓厚，从小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稍长随其学习文字和训诂，受到严格的训练，且决定了其未来将文字训诂考证作为主攻。酷爱读书，为以后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得到了兄长钱大昕的不少指导，对于钱大昭来说，钱大昕不仅是兄长，更是良师。《清史稿》（钱大昭传）称其“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 ，据钱东壁、钱东塾兄弟回忆：“叔父为大父母暮年得子，少府君十751岁，府君仰体大父母意，爱怜备至，稍长，诲以勤学端本，务为躬行实践。叔父奉府君如严师，凡读书行事，必承府君指示，始惬于心。” 乾隆二十八年（1763），钱大昭与父亲一道前往京城游历并与钱大昕相聚，“父子昆弟，聚首一堂，极家庭之乐。” 其由经入史也深受其兄钱大昕的影响，钱大昕持着以经统史、经史合一的观点，主张将史学提至与经学同等的位置，并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史学领域，使得社会学风也开始改变，无论讲学或游学都倡导经史并重，这种思想影响着当时许多学者，而受益最深的则是其指导下的钱大昭了 。1773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召集全国著名文人学者来京编纂《四库全书》。参与著书被正式列名的学者高达三千多人，钱大昭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一时期对钱大昭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壮岁游京师，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 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四年（1799），钱大昭受邀进入谢启昆的幕府，成为了《小学考》、《经籍考》编纂的一员，深得谢赏识。在编纂过程中也与许多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优良的学术环境加之学者之间通过交流、互相借鉴学习，有力的提高了钱大昭的学术发展水平，对开拓其治学思想，完善其治史方法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