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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受中国官方资助，李佳白又在上海重新创立了尚贤堂，继续开展中西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国内对于参战问题出现了分歧。李佳白作为美国传教士支持中国保持中立，发表了谴责主张中国参战的言论，他这一行为立即遭到当时美国政府及一战协约国众国反对，中国政府受美国驻华公使要求，将李佳白驱逐出境。1917年，李佳白被美国公使遣送至菲律宾，五个月后返回美国。1921年李佳白又到中国，由于他曾反对中国参战问题，他在中国的声誉有所下降，接下来他在北京恢复尚贤堂的活动，亦鲜少有人参加。基于此，1926年李佳白又将尚贤堂迁至上海，次年9月30日，李佳白逝世于上海，享年70岁。
二、李佳白在华主要政治活动
李佳白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五年，比较热衷中国的政治活动，从初期文新变法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甚至中国参加一战的问题，他都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鼓吹文新变法
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李佳白在美国得知中国战败的消息后，于同年冬返回上海后转达北京，在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佳白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逐渐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战败，清廷中部分有志之士急于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案， 此时李佳白“敏锐的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 ，而且这一变化“已经不再限于物质和技术的层面，而是触及到制度和文化的变革，基督教会对于这种变化不应漠然置之，而应为中国提供助力和施加影响，基督教应该成为中国文新运动的精神上的动力”。 因此他认为这为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的好机会。于是李佳白从上海前往北京与清朝各级官员、王公大臣建立联系，其目的不仅在于消除或减轻清政府高层官员对信访和基督教的敌意，而更直接的就是要劝说中国统治上层变法图强。
在北京，初经总税务司赫德介绍，他认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上层官僚，并与其结下良好关系。李佳白、李提摩太、林乐知还常与文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频繁交往。1991年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1893到1895年间，李佳白曾是该会的重要成员，在此期间，李佳白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常同文新人士一起吃饭聚会，每次聚会必发表鼓吹中国改革的演说。然而文新力量弱小，康、梁等人甚感改革阻力强大，而有志于改革图强的京城士大夫，又对外国政事了解甚少，于是为了“广联人才、创开风气”，1895年8月文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李佳白受邀加入强学会，并在教会活动中宣扬改良社会的主张。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新变法思潮最终发展成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此时李佳白在京城广结权贵，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改革，而这条路线亦是文新派所采取的改良路线。“李佳白创办的尚贤堂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年声称，他认识两百五十多名官员，另外还与两百人有交往。” 他与洋务派官僚和清廷当中倾向于改革的官员交往密切，因为他相信只有掌握权力的上层人物，才能够将中国社会推向前进。
纵观他在文新时期的著述，他主张的变法内容大致可归纳为提出在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外交方面的变法纲领：政治方面提倡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推崇君主体制；经济方面在京师设铁路局和农工商总局，改革财政，设邮局，开医院；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军，添设海军，由洋人教习；文教方面开办学堂养民、教民，学中西文科，设译书局，译外国新书；外交方面文护国家主权，坚持公理，与英美大国交好。他的这些变法改革内容的出发点，从本质上来讲是照顾传教士的利益，增加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李提摩太、林乐知等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变法目的相比，李佳白的建议“较为公正和切合实际，在某些问题上为中国的利益着想” ，以至于这些建议后来成为文新派变法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