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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这种现象，王安石于熙宁五年( 1072 年) 三月推行市易法。规定：在京都设都市易司，边境和各大城市设市易务，并备有市易本钱，由政府指派一提举官，再选民间商人担任监官、勾当公事官，召募诸行铺户和牙人担任市易务的行人和牙人。外来商人，如有无法脱手的货物可到市易务卖给当地政府，由行人、牙人和客商一块商讨价格，据行人的需求，市易务出钱收买，客商也可以折合官府的各种物品；若非行人所需的货物，但能蓄存变卖，并由市易务收买，按市场价售出；商贩也可将地产或金银充抵押，由五人以上相互作保，向市易务申请贷款，年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过期不偿还者，加收罚款。
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如市易法规定当地政府收购市场上滞销物品然后转卖获利。原本就卖不出去的货品，却又通过官府转卖进一步增加了货物成本，之后又怎么能够卖出？但变法新设的机构要靠此赚钱文持运转，官府自己又不能亏本，惟一的方法就是依靠官府的强制力量。所以市易法发展到后来，加上法不得人，其在推行中便成了强买强卖和变相专卖，靠剥削商人和老百姓赚钱。如史料载当时“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1]食盐专卖后，“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 [2]众所周知，垄断下的市场必然导致物资垄断，物价上涨，市易法后来的情形更佐证了这一点，以酒为例，熙宁四年（1071），开封每年卖 180万斤，每斤价格200文。由于市易法的实行，酒价一再提升，至元丰二年（1079），价格升为每斤250文，而消费量亦降为120万斤。[3]这就是为什么变法后物价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市易法规定民众可以向官府贷款。官府放贷，理由是抑制大商人和高利贷，因为私家高利贷每年有高达一倍的利息，但是这完全忽略了实际的运行。北宋放高利贷利息一般是一倍，甚至更高，而根据市易法规定政府将利率调低到百分之二十，这必然大大刺激百姓借贷的渴求，但政府钱财有限，所以供需情况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因此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借贷成功，借到贷款的人要向官府支付租金，这样实际利率还是会攀升到原来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考虑，市易法放贷的最大赢家是主管的官吏，他们通过放贷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而由于经济力量单薄，普通民众根本从官府借不到低利息贷款，所以最大的输家无疑是国家，投入巨大的财政支出，却从中获利甚少。
同时，市易法的资本收益也不好。在当时北宋官员中，苏辙就曾大声疾呼：“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计一千二百二十751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余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见今欠人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钱二百三十七万贯。其间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钱一百五十四万余贯。小姓二万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钱八十三万余贯”。[4]变法施行期间，发放钱财数额如此之大，而利息年均仅有大概千分之三的收益，政府的资本收益实在低得惊人。
作为王安石发展商业的一项长期政策，市易法却在最后走向了商业垄断和强买强卖，这种国家的自为兼并使大小商人都被通吃，而且无人敢对抗，它严重打击了商业，推升了物价，搞得民间萧条，市场萎缩。同时，官营垄断的低效率和低收益也并没有给国家增加多少财政收入，相反却刺激了官吏对商人的变相搜刮，助长了贪腐现象。这一切恐怕是王安石在变法伊始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