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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郁达夫自小就有着才子的天赋，然而由于经济的窘困，这并不能为他带来自豪和喜悦。郁达夫回忆说：“我的经验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2]“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其肠胃病来了。”[2]贫困的家境让他打扮得神气一点的梦想也幻为泡影。直到“皮鞋风波”撕裂了郁达夫内心翻滚着的自卑长河的堤岸，此后绵绵不绝地贯穿于他的一生。“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3]。进入洋学堂后，因自小就习惯于内心的孤独和家境的贫寒，使他更加畏缩，胆小，像是连头都不敢伸出的蜗牛一样，与同班同学徐志摩优越的家境和愉快的童年相比，可以说，伴随着郁达夫整个童年体验的只有孤独、饥饿和自卑的痛苦，这也是郁达夫以后形成敏感、神经质的根源。
（二）苦闷焦虑的游子生涯
郁达夫1913年9月跟随长兄郁华去日本留学。一年后，长兄回国，年仅18岁的郁达夫独自一人留在万里之遥的异国，身心备受折磨。由于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尤其身处战胜自己国家的岛国，他深切体会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孤独感与日俱增，忧郁症也愈闹愈甚，纤细的神经也越来越敏感。“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红起脸来”[4]。郁达夫曾在《忏余独白》中回忆，“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5]
“对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达。”[6]由于郁达夫一方面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孤芳自赏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郁达夫作为五四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受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他看到了新的曙光。但中国的旧思想旧制度又使他极度的悲观失望，被黑暗和灾难吞没，处于新旧文化夹缝中，想反抗又无能为力，不反抗又受清醒的折磨挣扎的痛苦，使他欲拔不能，用尽各种方式寻找解脱，最后只能在痛苦中麻痹自己。因此，当他在岛国接受新文化熏陶的同时，想想故国落后愚昧的封建余孽，“国不国”、“人不人”的中国现实，心中不免觉得低人一等。“郁达夫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总把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日本政治某些清明和合理的现状比拟”[7]，所以在《沉沦》中，他愤怒的拷问自己，“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4]。小说中直到主人公最后客死异国依然在控诉祖国给青年一代带来的不幸，与其说这是郁达夫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软弱的祖国，不如说这是他为祖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和焦虑。
与此同时，郁达夫在留日期间正值青春期，身体的发育使他对异性和爱情产生了渴慕和向往，但在敏感的郁达夫看来，作为弱国子民，没有权利和自由去追求神圣的爱情。当时由于社会风气的开放和外国思潮涌入东京，各种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让神经纤细，孤僻成性，感伤抑郁的郁达夫受到了“推挤、漩涡、淹没与沉沦”[8]。青春期的男女是躁动不安又敏感脆弱的，更何况原本就孤独寂寞的郁达夫呢？在面对日本妙龄少女时，心中生出来的种种思慕和情感，在听到“支那”两个字便彻底溃烂了。性的苦闷是郁达夫自卑心理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这无疑也是由郁达夫童年时期痛苦的经历发展所致。郭沫若也曾留学日本，作为同被欺侮的中国人，不但娶日本女人为妻，更以喷发式的热情表现出英雄传奇般的斗志昂扬，与自卑感伤的郁达夫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自卑”是郁达夫特有的一个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