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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派旗袍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 上海的历史与地理原因
上海市位于太平洋西岸，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以及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北界长江，东濒东海。1843年11月17日，《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签订，迫使上海正式开埠，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纷至沓来，上海港也成为了最为忙碌的港口，上海进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很快超越其它沿海城市，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了远东第一大都市。20世纪初期，上海吸引了大量海外移民和留学生，不同文化的交汇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穿着中，上海日益成为一个华洋共居的大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751大国际化都市之一，也被公认为“冒险家的乐园”，正是上海的开埠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成为了贸易之都和经济繁荣之城。
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能成为海派文化的繁荣时期、海派旗袍文化的鼎盛时期，除了地理优势之外，当时的上海在抗日战争前也正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和宽松的环境。
当时的租界在上海市区内广泛存在，在这些租界里不受到战争的压力和当时国民党的镇压，因此，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加之租界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国中国”，欧美的一些文化、思想也影响着上海，时尚、自由的精神也在租界里得到沿袭，欧美国家流行的时尚不过几个月就会在上海流行。1934年1月21日上海的《社会日报》上的文章《跳舞场》写到：“上海是一个感应敏感的地方，它的血脉和全世界的名城相流通，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流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百老汇的一支名曲，也不消几个礼拜，就很娴熟地哼在上海人的嘴里。” 当然，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背景也使海派旗袍在各个阶段的各不同。例如在抗日战争前那段时局相对稳定的时期，海派旗袍比较偏重于各种国外时装特色，国外流行趋势不过几个月就流传到上海， 图二
时尚元素在旗袍中体现，而在动荡的40年代，受到时局、物资等影响，海派旗袍更偏向于轻便、简朴的服饰，简单、宽松的服装、学生装的淡蓝色布旗袍等则更加多地应用于百姓的生活中（见图二，选自《穿旗袍的西湖——解读百年旗袍审美文化》）。20世纪40年代的旗袍不再像30年代那样衣边扫地，长度缩短，一切从简。抗战胜利后，20世纪30年代末的海派旗袍再一次流行。
1928年，为了统一参加安葬孙中山灵柩的人员礼服，1929年，民国政府特制定并公布服饰条例，将男子礼服分为：中山装和沿用清代的长袍马褂，女式礼服为：长身旗袍和蓝上衣、黑裙服装，由此奠定了旗袍在中国女性服饰中的地位， 因此，海派旗袍的诞生地——上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痕迹是海派旗袍文化形成的必然因素，海派旗袍文化在这历史背景中也不断壮大。
（二） 新文化思想造成的审美变化
随着上海的开埠，涌入上海的不仅是商人、外国人、留学生，国外的自由开放的思想也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宗教学堂传入上海。1867年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建立，现代高校教育开始在上海发展，现代化的思想也影响着上海。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了洋务、文新、民主革命、国粹主义等等思潮。“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倡导的所谓平等的服饰制度，打破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沿袭而来的严格的服制。
上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新青年》杂志创办于上海，鲁迅、陈独秀、郭若沫、梁启超、茅盾、马寅初等文化精神和思想领袖也不断云集于上海，使得上海的思想更加开放，更利于快速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和观念。在新旧交替的空间里，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们开始穿起“文明新装”，而这摒弃了清朝时期繁琐的镶滚装饰的短袄长裙使女性曲线开始展现，露出的小臂和小腿更使中国服饰跨出了一大步。“文明新装”的出现与孙中山、宋庆龄等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大有关系，受到日本服饰影响兼具中西装特长，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服装符合孙中山服饰改革思想原则，又在宋庆龄亲自穿着和推广下，举国崇尚。 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