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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此时，妇女的解放也出现了新局面，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高呼“三纲”要打破，青年女子要从被征服的地位站起来居于征服地位。从此，妇女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女子服饰观念的变化。五四以来，新时期的文化话语塑造了新的女性气质，在宣扬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和新女性的思想不断迸发，在这样的新文化背景下，使得女性更勇于反抗世俗，追求自由。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思想还是女性审美认识都处于一个中西合璧的转型期（见图三，选自白云《中国老旗袍》），因此在服饰的变化上往往能体现出当时转型期文化的特征，女学生们穿着当时最新式的上衫下裙，脚踩皮鞋，有清代服饰痕迹，又带点洋道。20世纪30年代开始，十里洋场的上海，女性文化已经非常突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渗透，上海的女性摆脱了封建保守，上海姑娘们打扮焕然一新，当时走在潮流最前面的女学生们几乎一夜之间换下了20世纪20年代清纯朴素的上衫下裙，穿上了（海派）旗袍。
（三） 商业的发达推动了海派旗袍文化发展
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南宋咸淳年间，上海已是贸易港口。16世纪中叶，上海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到了明代，上海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清代，上海辟为商埠，成为贸易大港。20世纪初，上海吸引大量西方移民并频繁地进行中外交流，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上海的经济发展模式近代以来始终依靠着商业贸易而发展，倚靠着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发展途径进行建设。
第一，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对于海派旗袍在质的方面，即面料上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旗袍的面料上，3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沙、绸、绉、缎、花呢、棉布甚至进口的绸纱、呢绒等纺织品应有尽有，这些面料充分给予海派旗袍经一步发展和改良的空间。缎绸旗袍显气派，考究的上层女性往往会选择穿着绸缎旗袍以显气质，而条纹和格子棉布旗袍也十分流行，阴丹士林布做的旗袍简洁大方，受到女学生、小职员、普通年轻青年的喜爱。
第二，商业文化的繁荣使之成为载体加速海派旗袍文化的发展。1843年上海开埠，1868年西洋百货产品已经在上海广泛流传，1896年，“月份牌”作为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开始在上海出现（见图四，选自 图四
百度图库）。月份牌实质是从19世纪末起，洋商致力于推广洋货在中国的销售所印刷的一些精美的商品宣传画片。辛亥革命后，为了 适应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往往更加青睐于极具中国特色的广告，同时，作为商品广告又将年历相结合，美观加实用，月份牌逐渐成为上海人家庭中必备的“装饰品”，笔者认为，月份牌在20世纪30年代的鼎盛时期与海派旗袍那个时期的兴盛相碰撞，这是在这样看似巧合却又密不可分的作用之下，对海派旗袍文化的宣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月份牌最为活跃实在20世纪30年代，以杭稚英为代表人物的“稚英画室”突破先前郑曼陀开创的清纯女学生形象，开始打开另一扇海派旗袍风范的窗户。在倡导妇女解放、独立的新文化运动和殖民文化涌入的背景下，30年代以上海为首的大都市女性力图摆脱封建保守，作为女性最敏感的服饰，月份牌广告设计师们最先从画面上吸收新观念：烫发、高开叉旗袍、高跟鞋。作为商品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身穿海派旗袍、引领时尚的美女或者明星不断迎合着物欲横流的上层社会的炫耀心理，也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购物欲，而这些海派旗袍形象则不断被女性所模仿和追求。相比与开创旗袍美女形象的郑曼陀，印刷技术的进步，“稚英画室”画艺的高超，使得绘制的美女广告颜色鲜艳，飞扬洒脱，更有时尚感。月份牌广告作为商业发展的必然成果，是海派旗袍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反映出海派旗袍的变迁，借用其散播力度扩大了海派旗袍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