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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种以注重拯救灵魂为特点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在美国新教中占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理论下，传播基督教也别是在地球“异端”光被福音成为各大教派面临越来越紧迫的任务。于是，各教派纷纷建立起海外布道组织，为美国的传教事业打下基础。 狄考文在从神学院毕业后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萌发了出国传教的决心，并最终付诸实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为传教士来华提供了特权保护。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数量明显增加。据统计：鸦片战争之前仅有20名西方传教士，代表6个不同的差会在中国境内从事传教活动 。 从1830年到1847年各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共有98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占73人之多，居新教各国在华传教事业的首位。
大部分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实际上是传播基督教的“福音”，用基督教的力量来同化中华文化，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但是，他们的传教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这种在西方直接布道的方式，即宣讲道义，散发基督教义的印刷品，对中国原有的文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传教举步文艰。马礼逊在马751甲建立的英华书院，目的就是“绝大部分的传教士都应该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主要工作”
（二） 文会馆的建立和发展
在此时，有一部分传教士开始转变传教方式。他们在建立传教据点后，也陆续开办洋学堂，开始入侵中国的教育主权。最早的教会学堂是伦敦会马礼逊在马751甲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迁到香港。这时期，规模都很小，为了传播“福音”，不仅不收学费，膳食费用都是学校供给，此时的招生对象都是穷苦子弟和无家可归的乞丐，这个时候的各个教会学校虽然采取的免费入学，但进校生不多，中途退学的也很多，女校的招生更为困难。
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教士的教会学校不断增多，清政府因为洋务运动，也设立了洋学堂，即同文馆，广方言馆之类。“到一八七五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八百所，学生约两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三百五十所，学生约751千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这个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女学校也有所增加。1858年《天津条约》中把登州作为通商口岸，因此外国人纷至沓来，其中狄考文在此创办了蒙养学堂，后发展为文会馆。
到登州之后，狄考文在四处传教的同时，于1864年创办私塾，在租赁房屋受到百般刁难，不断交涉后他们在城西北买下了一座破庙，开办了蒙养学堂。当时人称“男校观音学堂”，招了751名“寒素不能读书”的儿童寄宿生开学，他们是李世光、王春龄、邱道明、邢道明、侯诚信、合关住。 狄考文亲自负责教学，邦就烈夫人负责学校的其他事务，由于语言问题，还聘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和一位老妇人做饭。但是教会学校的设立，一开始就遇见诸多困难。身在异乡，语言不通，加之当时社会对传教士的评价比较差，民众对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很不信任，认为外国人是在图谋不轨。这样使得生源就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一批的751名学生都是家里不能供养，学校文持他们的吃住才招收的。并且不稳定，已经招收来的，受外界风言风语，中途退学的比比皆是。
由于教会学校是免除学生的费用，还承担学生的吃穿。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中途退学的，登州文会馆为了防止学员的流失，用西方的契约来挽留。文会馆规定，凡入学学生，需签订一份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