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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北宋太平盛世的繁华富庶和多姿多彩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这类词作有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如《望海潮》，全词就描绘了杭州繁华富庶的市容和西湖清新秀丽的景色，再如《迎新春》，抒写了京都长安在节日时的热闹场面和市民们的浪漫情趣；也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如《玉楼春》，歌颂了真宗后期看似清明的政治现状，再如《永遇乐》，抒写了北宋的太平景象。
柳词的题材内容之所以如此丰富，大概与其一生的坎坷遭遇有关，柳永出生于儒学世家，年轻时对科举抱有很大的幻想。然而在几经科场的失败打击后，他便不再那么的迷恋官场了。遂往返于秦楼楚馆之中，与歌妓们打成一片，丰富的人生阅历造就了柳永不凡的创作才思。
（二）周词单薄。
纵观《清真集》，在近二百首的作品中，不外乎是艳情词和宦海感慨、羁旅之思两类题材。艳情词几乎占据了全部内容，如《满江红》，就是描写青楼女子孤栖独宿的痛苦情状；同时其还有抒写羁旅之思的，如《宴清都》，抒写作者身居庐州时的孤单寂寞的情绪；也有为怀念家乡而作的怀乡之词，如《锁阳台•怀钱塘》，写的就是词人刚到荆州时怀念家乡；当然更有怀恋歌妓的，如《凤来朝•佳人》，寄予了词人对美人的怜爱与贪恋之情；周邦彦也有咏物的词作，如《花犯•梅花》，是对梅花的咏叹；同时送别也被周写进了词中，如《兰陵王•柳》就是借柳树来写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的词。
《清真集》之所以题材狭窄逃不出艳情的牢笼，除了当时应歌的需要和时代审美风气（文人普遍地主张诗庄词媚，以诗言志而以词言情）的影响之外，还与周邦彦本人的身世遭遇和个性气质密切相关。周邦彦的一生是经常受到当时的社会和统治集团压抑的，周邦彦早年因生性怯懦而不为州里所推崇，做官后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屡遭冷遇和同僚们的排挤。他才情横溢，性格笃厚虔诚，然而却又敏感脆弱。他向往自由美好的生活，追求真挚热烈的爱情，可大半生的追求，这两方面却都未能如愿。“打开《清真集》，我们不难发现，在近200首作品中，除了早年初游汴京的一些作品外，其余大多数，无论咏物的，写景的，怀古的，无不笼罩着一层或浓或淡或明或暗的哀怨凄迷气氛。”[1]也许正是人生仕途的不如意，才激发了其创作的才能，让其在词的海洋里尽情的遨游，以舒展自己的不愉快。在这里他可以自由畅谈，而不用去顾忌世俗的眼光，尽可以把不如意写进最宜于表达个人心曲的词里。正是周的宫廷词人身份限制了其词的内容，其词既没有苏轼的博大情怀，更没有柳永的市民情趣，不能不说周邦彦在词的题材方面是倒退了，又回到了柳永之前的时代。
总之，周词无论在题材创作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不如柳词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显得单薄了许多，不能够很好的支撑其整个词的框架。“创调之才多，而创意之才少”正是其词的真实表达。周邦彦的词与柳永的词相比，似乎是柳词更具有可读性。
二、语言特点及风格的比较：柳词雅俗并存，周词浑厚和雅；柳词通俗易懂，周词富丽精工。
说到语言，这就不能不与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联系起来进行对比了。柳永与周邦彦，一个是失意的文人，所接触的人大都是市井百姓，他们是属于比较通俗的人群的，风格是大众化的，不喜欢咬文嚼字。柳永与他们接触，自然得迎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只有这样市井百姓才能欣赏得了他的词。而另一个则是做过大晟乐的长官，是与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的。而那些人大都是文人士大夫，不能说他们的格调有多高雅，但至少那些自由通俗的词是不合乎他们的审美要求的。周邦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格调也不会与柳永一样，他得朝着文雅的路子发展。所以周词的格调是纯雅的，与柳永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