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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词雅俗并存，通俗易懂。
柳永词的雅俗并存，就注定了其语言将不得不走平民化的路子，于是他选择了上到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都能够理解得了的语言入词，即自由通俗的语言。而周邦彦由于是做过大晟官的，其词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迎合那些文人士大夫的，而那些人是所谓的“高雅之人”，也许只有经过“深加工”的语言，才能入得了他们的耳朵。同时周邦彦也是迫于生计的需要，只有创作出符合士大夫审美要求的语言才能够生存下来。于是周邦彦走了与柳永完全不一样的语言路子，他选择了将语言进行深加工，把语言变得“典雅精丽”，他走的是一条“精”的路子。
柳永的词在语言上自由通俗，音律和谐，很少采用雕饰，其语言是显露的，是直白的，绝不刻意去雕琢。柳永的词俚俗色彩首先表现在语言的浅近易懂上，他能够将有趣的白话加到词中，构成一种很平民化的表述风格。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
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首词写得较为俚俗，带有市井文化的明显特征，也最能体现柳词的市民化倾向。据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述，柳永因应制新曲《醉蓬莱慢》犯忌而得罪了宋仁宗，吏部不敢任用他，于是柳永去评理。当职宰相晏殊问他作词否？柳永答：“也如相公您一样作词。”晏殊说：“我虽也作词，却不会写‘针线慵拈伴伊坐’那样的词句。”由此可看出柳词的俚俗。柳永吸收大量的俚俗语言入词，使词通俗易懂，“甚至俚俗，市民语都可入词，十分宜于传唱。”[2]如《佳人》，“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言情道爱也很浅近，如《小镇西》，“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有些更是如话家常，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3] 的地步。“柳永所传的《乐章集》，更是以其语言的明白妥溜，浓厚的世俗情，以及委婉曲折之旨，而受到市民乐工的喜爱。”[4] 柳词在当时成为最通俗的大众歌曲，带有市井文化的明显特征，也最能体现柳词的市民化倾向。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雅的成份。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