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杨绛的喜剧艺术风格形成的背景,不得不提到她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她的父亲杨荫杭。杨荫杭生性正直开朗、博才多学,曾留学于美国,具有西方的民主精神。他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尤其是做了律师以后,曾经受理过不少民事诉讼方面的案件,每次回家都像讲侦探小说一样把案情讲给妻子听,两人有说有笑,非常和谐。“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1]
同时杨荫杭又经常给杨绛讲述他年轻时候的趣闻轶事,杨荫杭曾向杨绛讲述他在日本留学时“偷皮蛋舍监尝异,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事,以至于几十年后杨绛还在她的作品《回忆我的父亲》中体现出来。杨荫杭与妻子长河般的温暖对话和对女儿开明幽默的教育风格,自然也就在无意之中培养了女儿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也对杨绛在认人识物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造就了她积极乐观的性格和创作上温暖的笔风,为她后来的世俗喜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8月,杨绛坐上了开往英国的游轮,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虽然杨绛在启明女校、东吴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外国文学,但是真正投入戏剧的怀抱,还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她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中,按照文学史的顺序博览各国名著,她也曾明确地说,“莫里哀的喜剧差不多全读过”。[2]莫里哀是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他的喜剧被人们称为“世态喜剧”。杨绛的两部喜剧作品中无一不是这种风格的再现和延续,《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中,地点都是以室内为主,与莫里哀相似。在人物性格方面,莫里哀笔下的人物多呈现出单一化的性格,而杨绛剧作中的人物性格特点和莫里哀的如出一辙,还有包括艺术手法的运用以及远离政治的题材选择都和莫里哀的风格极度的相似。杨绛留学期间对西方文学精华的吸收以及回国后的现实遭遇,都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创造了很好的契机。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遭沦陷,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处在困窘与混沌之中。当时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傅雷、陈麟瑞关系都不错,又住得很近,几个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论地。“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3]陈麟瑞对喜剧尤感兴趣,曾经留学哈佛专攻戏剧。李健吾曾经留学法国,是当时的喜剧名家。他们对杨绛的喜剧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杨绛在《称心如意•原序》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去年冬天,陈麟瑞先生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先生也在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对我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4]于是她将西方戏剧的世俗风格与当时上海的社会背景、城市文化相结合运用到喜剧的文学创作中,在启蒙老师陈麟瑞的一再鼓励与支持下完成了《称心如意》的创作。直至今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已被多次搬上话剧舞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杨绛创造了中国世态风俗喜剧的高峰,推动了中国现代喜剧的发展。
二、杨绛风俗世态喜剧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与主题
1.风俗世态的寻常关照
《称心如意》讲述了李君玉从北京来到上海投奔亲戚,但是舅舅和舅妈们却不愿意收留她,她像个皮球似的被他们从这家踢到那家,一番波折后,君玉最终得到了朗斋舅舅的认可,并与男友彬如和好如初,可谓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讲述了一个穷小子冒充海归追求富家小姐,结果机关算尽一场空,最终与寄人篱下的张燕华结了婚,但大家将错就错,也算是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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