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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代性强化与敏思好动人格的形成
“替代性强化是指观察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必直接受到外在的强化，只要看到效仿对象的行为受到强化就等于自己也受到强化。”[4]
沈从文生活在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居的湘西凤凰。那里香馥醉人，群峰竞秀。小小年纪的沈从文经常跑到山寨的大自然中去欣赏这如痴如醉的美丽风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沈从文的思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在这片净土上生活的人们，其人格中的自然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而这里民风开放，人性淳朴，豁达。在湘水流域，在边城的茶峒边缘，随处可见一条条大船停在岸边，船上的大汉以其独特的说话方式传达着劳作时的心情。叫喊声，叫骂声，粗俗但不粗鄙。各种叫喊声，各种民歌不绝于耳地传入了少年沈从文的耳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的天性得到了完全地释放。沈从文在其传记《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曾写道：那里土匪的名称一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地驻兵性情纯善，从不扰乱人民的生活。农民勇敢而安于本分，没有不敬重神明安守律法的。商人各自担着货物，潇洒地向深山中的村庄去贩卖物品。他们与平民交易，只赚取微薄的利润。”在这种民风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沈从文形成了敏而好动、富于幻想的品质。他的思文“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的事物上去。”[5]他热爱自由不喜约束，在6岁入私塾后，因为对学校的枯燥无的知识的厌烦而经常逃学到山川自然中去。儿时生活的环境与经历，对沈从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经历在替代性强化的内化作用下，使沈从文形成了思敏好动的人格。
（三）自我效能与自卑人格的形成
班杜拉认为：“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从事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和可能做到的地步的一种主观评估。”[6]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对自己的评价高，为人自信，对未来的成就预期高；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就会对自己产生较低的评价，从而影响对生活、对未来的积极评价与看法。
沈从文生活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镇，虽其长期与汉人比邻，彼此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但是在汉人眼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依然是落后的，两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沈从文的嫡亲祖母是一位苗族妇女，因此沈从文的身体里流淌着四分之一苗族血液。真正使沈从文感到民族悲惨命运的是他年幼的一次经历，当辛亥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时，由于湘西革命党的起义失败，那些在革命军队中的苗族平民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屠杀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尸陈遍野，血流如河。血腥的屠杀给沈从文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他第一认识到苗族人民的不幸，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身为苗族人的悲哀。这样的认知大大的降低了他的自我效能感。
在行伍中受挫的沈从文感到自己将军梦今生无望，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北上的求学之路。但是自诩聪慧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他的语文得了0分。加之物质方面的困顿，沈从文的自信心被打击得体无完肤。这种种的境遇、种种的打击使沈从文的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他的自卑人格逐渐形成。这种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深深的影响着沈从文的自我评价，这也造成了之后他经常拿“乡下人”自诩。
（四）交互决定论与“天真”人格的形成
交互决定论认为，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在影响人的行为的同时，行为也会对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起反作用。
沈从文的“天真”表现在他的心性单纯，没有任何的做作和虚伪。生活在淳朴的湘西，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天真”成了沈从文人格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沈家家族的影响下，沈从文形成了高傲的个性，他拥有一切令他高傲的资本。但是家族的败落让他第一次尝到了人情的冷暖，少年时的行伍生涯让他的将军梦进一步的破裂，高傲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现实的环境因素和他行为努力的结果一步步的改变了他的信念，摧残着他的高傲。北上的求学经历的失败是压垮他高傲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实对他来说是那样的残酷，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因此，在对环境的不适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下，他人格中的“天真”又一次的占了上风。没有任何做作和虚伪的生活方式让他进一步的感受到了心灵的自由。“天真”成为了沈从文人格的主流，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是如此。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在回忆其父时曾经说道，沈从文是一个天真的老人，他总是喜欢用“好人”、“坏人”这样单纯的字眼来形容所见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