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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位老人也是一个不愿意留下姓名的女人，一个无名的女性叙事者， “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4](p248)。“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抑或说一个本来就在历史中无名的女性，讲述的正是一个少数族群即将无名的历史。这是一个 “女人的故事”，也是一个 “边缘族群的故事”，这个鄂温克女人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和命运悲歌，折射出的正是一个边缘族群悄然失落于主流历史视域之外的苍凉背影。”[5]这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用一天记叙了整个民族的一百年，一天一百年，这个时间上的巨大差异也给小说的故事和叙述者的叙述方式增加了很大的弹性。“清晨”、“上午”、“黄昏”、“半个月亮”这四个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兴旺”、“蓬勃”、“边缘”、“衰亡”亦或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童年”、“青春期”、“中年”、“老年”几个阶段，而这几个阶段恰恰能表明整个鄂温克族的命运和女性的不同关系，以及“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换句话说，“我”的命运其实就是鄂温克族的命运，“我”是伴随着鄂温克族的生而生，伴随着鄂温克族的消亡而死，“我”用我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去感受整个民族的不同命运，而整部小说就是我在不同时段用不同的眼光所看到的景象。
这种类似自述是的表达方式，所要抒发的是“我”心中对整个民族的那种独特的爱，从“我”的母亲达玛拉，父亲叫林克，尼都萨满，以及他们之间的情爱纠葛，再到妮浩萨满和鲁尼，他们逐渐死去的孩子，依芙琳与坤德的仇恨以致依芙琳一怒之下杀掉了自己腹中的胎儿等等，从这位酋长女人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民族的景象，而不是仅仅的一个小家庭，一个乌力楞的生活。所以在最后整个鄂温克族的人民几乎都下山去激流乡了，只剩她和安草儿，一个智力不大正常的孩子留在山上，来维护她的民族，坚持她的信仰。可以说，这位酋长女人是作者迟子建故意安排的，毕竟她自己是个女性作家，而且她也不排斥女性写作。《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创作就是在她对山上仅有的鄂温克族考察之后才写的，不妨说，这位老酋长的女人就是作家的代言人，她用她那女性所特有的独特的眼光来观察整个鄂温克族，表达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无疑就带有了很强的女性色彩。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中，“我”的母亲达玛拉无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的悲剧可以说是一辈子的，而她的悲剧的来源却是由于她和我的叔父尼都萨满的爱情受到阻。年轻时候的尼都萨满和林克都喜欢漂亮贤惠的达玛拉，两人决定用射箭来决定谁娶这个女人，结果，尼都萨满让给了林克，达玛拉也自然就成了“我”的母亲。虽然达玛拉很爱林克，但毫无疑问，她在当年的射箭比赛中也是看好尼都萨满的，但因为林克赢得了比赛，同时林克也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男子，一位称职的丈夫，所以在和林克生活的时间里，她就暂时沉溺在和林克的爱情当中，忘却了对尼都萨满的爱。但是等到林克被雷击中，上天带走了林克的生命后，达玛拉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而就在此时，她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对尼都萨满的爱又被唤醒，她又陷入到和尼都萨满悲剧的爱情中。
在“我”的父亲林克还没死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乌力楞里制造“风声”，“就在这样的风声中，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久，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4](p9) 可见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美满，正享受这天伦之乐，自然也就不会想到尼都萨满的感受。况且达玛拉是全乌力楞的最能干、最贤惠的女人，她此时和林克的爱，从他们每天制造的风声中就能够看出。当然在林克和达玛拉幸福生活的同时，有一个人一直郁郁寡欢，他就是尼都萨满。作为林克的亲兄弟，又是长兄，按道理他们应该是关系非常好，可他们几乎不在一起说话，更不用说是和达玛拉讲话了，不难看出这两个男人的心里都隐藏着当年射箭时的余悸。而在林克死后尼都萨满或许是在此时看到了机会，就主动向达玛拉示爱，用精心挑选的羽毛给她做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裙子。虽然“尼都萨满倾注给达玛拉的热情，在最初两年是没有任何回应的，然而一件羽毛裙子的出现，却改变了达玛拉对尼都萨满的态度。我发现女人在自己心爱的物品前，是难以抑制住占有欲的。她接受了那条裙子，等于接受了尼都萨满的情感，而那种情感又是为氏族所不允许的，注定要使他们因痛苦而癫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