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理解的缓刑:从感知中艰难地寻找识别,从识别中寻找理解,这个过程越费力越让人满意,哪怕最后找不到理解,这个寻找过程本身,而不是理解的结果,让人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理解艺术作品,只是一个必要的借口闪避理解,尽量长时间地停留在感知和识别上。[21](P174)文献综述
当然,笔者所谓的对抗首先是基于读者的感受的,如果不存在阅读这一行为,“对抗”只是空谈。因此,对抗并非是文本内语言的相互碰撞,而更像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点明的那样,是“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更为准确的是“我们正处于与语言的搏斗之中” [22](P18)但人为何会对这种对抗产生兴趣呢?这不仅仅在于“对抗”是诗歌审美的手段,同时“对抗”也是人脑中本然存在的“先验形式”(康德)。据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命精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而在西梅尔看来,这种“对抗”是生命的独特风格,是生命作为精神的悲剧性冲突。[2](P25)尼采同样认为“每一种才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展现自身。”[23](P52)哈罗德·布鲁姆揭示了伟大诗人创作中的“对抗”:“雪莱的头脑与心脏从不能和谐一致,因为它们两者都诉说真理,但诉说的是相反的真理。”[24](P21)因此,之所以诗歌呈现着对抗的形式特征,诗歌的各要素在人之中形成对抗,这是因为我们人脑中首先已经存在康德所说的“对抗”的先验形式与结构了。然而,所谓“对抗”,并非通过凌乱和破碎拼贴的语词,更不是没有秩序乱写一通。文本呈现出的依然是有条理的,布罗茨基承认:“写作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活动,它利用潜意识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相反。”[1](P287)因而,当我们谈到诗歌写作时,尽管写作的情绪百感交集,心境复杂微妙,但写作总是将无序和杂乱转化为秩序的、有内在逻辑而和谐文字。正如赫拉克利特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虽然“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但艺术却是“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25](P19)也正如刘熙载所言:“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艺概·文概》)
在笔者看来,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批评传统在于将文本看成是封闭的空间,从而微观剖析作品的“文学性”,然而,从根本上说,文本中的“未定点”、“陌生化”等,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某种写作策略,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读者阅读的停留或诗人“对抗”的写作策略主要来自三个维度,一是作品中形式本身的对抗,二是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对抗,三是意义与形式的相互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