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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性”虽是《长夜》中土匪与一般土匪的共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身上的“人性”。在《长夜》所塑造的数十个土匪中，主要的几个人物身上均有“人性”的体现。当然，他们毕竟是土匪，因此，作者在挖掘它们的“人性”时，伴随着对他们“匪性”的暴露，这样一来，塑造出的土匪形象便呈现出了性格多样性和人性复杂性。土匪头目李水沫十751岁下水做了土匪，二十五岁时受招安做了团长。这样的角色转换，使他既讲义气、对下宽容，又勇敢机智、临危不惧。书中写在他受招安当团长期间，部下崔二蛋曾打算偷偷把自己的一连人拉出去重做土匪，面对部下的背叛，李水沫没有动怒，以自己的宽容感动了崔二蛋，令其深深自责，从此不再有非分之想；还是在当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带领手下人马参加了一场发生在军阀之间的战争。夜间，他孤身前往前线视察敌情，不巧被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他临危不惧，巧妙地化险为夷。作者通过写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李水沫作为土匪首领所具备的一些优良素质，不禁让人佩服。但这些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作者还用大篇笔墨讲述了他想对几十个妇女痛下杀手的残暴，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冷酷杀人不眨眼的匪性，让人厌恶至深。几个小故事对比叙述，使李水沫这个匪首形象丰满起来。
另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喜动好斗的赵狮子。书中通过写他的两次“报复”行动显示出了他复杂的个性特征：他冷酷但却渴望温情，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报仇，他不顾邻里的阻拦，亲手杀了两个年迈的舅舅。尽管两个舅舅对因年轻时造成赵狮子母亲的自杀充满悔意，但赵狮子还是毫不留情且带着快意杀了他们。从这里看，赵狮子似乎对家庭已不抱有任何感情与期望，但当他面对自己信赖的大哥薛正礼的母亲、妻子时，却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他讲义气但却盲从，为了江湖义气，他替地主薛七少杀仇人一家，被薛七少当枪使，这本是不该他做的事情，但他却乐在其中。作者从情节的对比中成功刻画出赵狮子这个集强悍凶残、愚蠢鲁莽、重感情、讲义气这些复杂矛盾的个性于一体的人物，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人物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
此外，土匪刘老义也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一方面他凶狠残暴杀人如杀鸡，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娶上媳妇，让老母亲安享晚年，他对自己抢来的的胡姑娘低三下四、温顺异常，显出了柔情。当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生活时，却得知胡姑娘原来是自己换帖大哥的表妹，尽管心里万般不舍，但为了兄弟义气，为了不让大哥一家人失望，他毅然忍痛割爱，放胡姑娘回家。这些情节的交织塑造了一个凶狠但却具有人情的刘老义。
作者笔下这三个人物，虽然他们的人生阅历、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是在他们身上，都不仅具有“匪性”，更有“人性”的体现。
《长夜》中土匪的独特性表现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善于深入到土匪的内心世界，挖掘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土匪王成山便是作者用此方法所塑造的一个成功人物。他祖上是佃户，到他这代穷到“连一块打老鸹的坷垃都没有”的地步。[2]原本他是一个善良的农民，迫于生活的无奈，下水后当了甩手子，也就是在土匪中最底层、最无地位、被人欺压的一种下层土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有自己的一支枪，有枪是土匪地位高的一个标志，不想被别人欺负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枪，然而王成山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梦想有一支枪的，他是把枪当成生活的一种依托：“要是我有一支步枪，就是一支汉阳造也好，我要把捞来的钱积攒起来，离开家乡远远的，买几亩田地，让老母亲不再受饥寒，我的心愿就算完啦。”[2]在这里，枪已不再是杀人抢劫的凶器，而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这个天真孝顺的少年王成山是多么想不当土匪而靠自己的双手去生活！他渴望平凡的生活，书中写到，一次陶菊生问他是否想做官，王成山坦然的说：“我只愿做一个有稀饭喝的小老百姓，把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做大官都是踏着别人的尸首混起来的，第一要心狠，第二要运气好”[2]这里进一步凸显了他的孝顺、朴实和善良。他在当土匪期间曾有机会脱离土匪，改邪归正，干活吃饭。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根本找不到任何活干，无奈之下，只能瞒着母亲在大年初一时再度下水。作者常常走入他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从憧憬和希望到无奈和绝望的心理变化，通过对他内心世界的展现，让一个善良、可怜、单纯的土匪王成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丰富了这支土匪队伍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