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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成人的眼光叙述土匪时，以客观角度暴露了他们的凶残“匪性”：例如土匪们攻打刘胡庄时，肆意滥杀无辜，像土匪中的一个“甩手子”连小孩都不放过，甚至还以自己一口气杀了十几人个为荣；土匪瓤子九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其余人在一旁围观起哄。作者针对诸如此类的事件做了详细的叙述，虽以旁观者的角度，没有在作品中直接谴责他们的残暴，但是，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认识到土匪们凶残的“匪性”。“成人视角”不仅只暴露土匪的“匪性”，当作者讲述薛正礼一群人在薛庄过年休养生息时，对其间温馨愉快的过年场景以及土匪们其乐融融地享受清闲时光的画面描绘，一定会使读者为他们具有的“人性”动容。因为“成人视角”客观审视的态度，为了还原土匪的真实面貌，作者还交待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土匪的传奇故事发生在河南西部，当时那里土匪蜂起，究其根源，主要是天灾踵至、官绅盘剥、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或者逃荒或者饿死，年轻男人为寻生路便去“吃粮”当兵或者“下水”当土匪。并且那时的兵与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兵的一旦打了败仗就可以变为土匪，而土匪一旦受到招安就成了兵，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无非是走投无路的老百姓被迫求生的道路而已。这实际上可以作为解释《长夜》中土匪既有“匪性”又有“人性”的一个原因。总之，成人视角下的土匪，是作者在多年后回忆起那段土匪生活经历，以客观、冷静的叙述，表达了成年的自我对土匪的重新审视。
姚雪垠为什么会选择双重叙述视角呢？作者在《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我写了几个本质上不坏的人，但他们有各自的弱点，而且有时杀人放火，奸淫妇女。他们有可爱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土匪。我是从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生活中看出来他们若干被埋藏的或被扭曲的善良本性。倘若我在写作时故意将菊生和几个主要人物的觉悟水平拔高，这部小说就变成另一种面貌。如果那样写，纵然能获得某种成功，但是它将丢掉艺术的真实，也背离了历史生活的真实。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历史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6]
从作者的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真实的艺术追求，“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的本来面貌”，那么对广大的读者而言，由“我”直接讲述“我”的故事和“我”眼中的土匪们会更加具有可信度和真实感。但是，作者为什么并不直接采取第一人称来叙述呢？
在《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作者试图写一组小说表现河南农村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从清朝末年到北伐战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那么叙述视角的选定将是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显然，如若由“我”来讲述这部史诗不免难堪其重。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问题：“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那个时代的较广阔的社会生活。”[6]正因如此，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者怀着写“史诗”的雄心，逼迫自己选择了第三人称叙述。同时又为了不失掉艺术的真实，也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作者则避免采用传统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而是选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7]这样，当叙述广阔的社会生活时，叙述人可以详尽地展开描绘；而当叙述到土匪活动的具体的故事层面时，叙述人则会自觉转入主人公陶菊生的个人视角，对土匪生活获得有限的感知。双重叙述视角完成了既是自传又是史诗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