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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角”与“理念”：比较视域中《长夜》的土匪形象
《长夜》中的土匪形象与二十世纪其他土匪题材小说中的土匪形象多有不同，与其他小说中单一负面性格的土匪形象相比，《长夜》中的土匪更为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为真实。
《林海雪原》中写出了许多为非作歹、凶残狡诈、无恶不作的土匪形象，表现出十足的“匪性”：以匪首为例，《林海雪原》中的两个匪首典型许大马棒和座山雕。前者靠着奶头山的天险，无恶不作，残暴狠毒，整天吃喝玩乐，嗜血成性，一次他带着小匪们血洗杉岚站，凶残地杀害了很多无辜百姓,最终坏事做尽，被小分队歼灭。后者不仅凶狠残暴，比起前者，更是狡猾异常。不像许大马棒那么没头脑，他处事阴险狡诈。当杨子荣打入威虎山时，他和自己手下的八大金刚对杨子荣进行轮番拷问，尽管杨子荣都应付了过来，但这还是没有消除座山雕的戒心。此后，他又三番五次有意无意的试探杨子荣，并且还精心设计了一场假战斗，暗中对杨子荣再次考察。从对待杨子荣的方式上就不难发现座山雕老匪的城府之深。虽然说两个匪首各有特点，但他们的共同点也很明显，都是凶狠残暴，杀人不眨眼，无一丝人性。同样是匪首，《长夜》中的李水沫就复杂的多。作者在塑造他时，不仅暴露了他凶残的“匪性”，更着重对他的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的领导能力和心理素质，以及他的大方、仗义、宽容等品质进行描述，写出了土匪作为人所应该有的“人性”。除了两书中的匪首形象不同外，其余土匪形象的差异也很明显。《林海雪原》里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尽管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和战斗力都比较重要，但是书中对他们的塑造却是轻描淡写。每次他们出场总是八个人一起，每个人单独站出来说话的机会很少，所以人物个性并不鲜明，有类型化的倾向；《长夜》中的土匪则各有各的特点，例如鲁莽好斗但又不乏调皮的赵狮子、杀人如杀鸡但也有柔情一面的刘老义、自私保守但却顾念家庭的陈老五等等。读过作品后，我们很容易对《长夜》中每个土匪的性格有大致的了解。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叙述视角的差异造成的；二是作品创作理念的不同所致。
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莫言的《红高粱》为例，我们先分析他们的叙述视角。这两部作品都采取单一叙述视角。先看《林海雪原》，它虽然采取的也是像《长夜》中的第三人称叙述，但《长夜》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时少年视角与成人视角构成了双重叙事模式；而《林海雪原》则将叙事任务统统交给了“我方”即解放军一方，来叙述“敌方”，即土匪一方的所有行动。在这种叙述方式制约下，必然是在“我方”的利益考虑之下，对“敌方”的行为作出一系列的价值判断，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不够客观。于是我们看到了作者把我方军人原本不漂亮的“小白鸽”白茹写成一个美丽的天使形象，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亮。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上漂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浮动的芙蓉花”的美丽天使形象；[8]而把敌方原本十分漂亮的“蝴蝶迷”写成“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不大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的丑陋魔鬼形象，[8]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我方”与“敌方”的活动中，皆以“我方”为主，叙述时也只叙述“我方”的内心活动，土匪一方则一直沉默，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的描写；“我方”的任何活动都是正义的，而土匪一方的任何活动都是邪恶的；我方人员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等人表现出勇敢、机智的品质，而以许大马棒为首的土匪一方则是阴险狡诈。作者以“我方”这个单一叙述视角塑造出的土匪形象是凶残、邪恶、冷酷、缺少“人性”只有“匪性”的并不真实的土匪，这是单以“我方”作为叙述视角所导致的对土匪形象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