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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者还通过几处细节描写刻画了土匪典型陈老五：一处是土匪们刚抓住主人公陶菊生时，陈老五找到菊生的一件灰色大褂就赶紧穿到身上据为己有；另一处是在一次烧杀村庄时，陈老五把没烧坏的物品装了满满一个包袱后满足的背在身上，大部分都是不值钱的衣物，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条小孩的棉裤和女人的裹脚布，引起了同伙们对他的嘲讽；还有一处是土匪们在薛岗过年休养生息期间发生的，陈老五去赌博，作者描述了他在押宝时犹豫不定不断挪动钱码子的行为和铜壳子输光后拿出钱继续赌时的小心谨慎的一系动作。这三处细节描写突出了他爱占小便宜、节俭、保守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被逼下水的农民，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作者在作品的四十一章交待了原因：在陈老五中枪临死之前，他挣扎着嘱托同伴，让他们把自己一直以来积攒的财物交给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到这里，原来那个令人鄙视、嘲笑的陈老五在读者心目中似乎一下子高大了起来，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陈老五这个形象深刻、真实地揭示出了土匪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得不令人深思、感慨。
性格行为的多样化、复杂化与内心世界的展现，以及细节的刻画，使得《长夜》中的土匪形象具有了一定的真实性，这一点学术界也是广泛认同的，学者杨义评价他们为“真实的土匪”。[3]“真实性”使《长夜》有别于其他匪类题材小说。
《长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出了这批鲜活的、真实的、独特的土匪群像，让我们看到了“匪性”与“人性”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绿林好汉”。当然，作为土匪，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成了军阀相互争斗的牺牲品。作者通过讲述他们的命运为我们揭示了农民在还没有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时候，就只能“走那条在两千年中被尸首堆满的，被鲜血浸红的，为大家熟悉的古旧道路，这条路只能够带向毁灭。”[4]作者通过写土匪的生活表现了他对农民命运的深刻思考。
二、“少年”与“成人”：双重叙述视角下的土匪形象
《长夜》中土匪身上的“匪性”与“人性”的独特表现与叙述者所采取的叙述视角有关。作品看似是以第三人称叙述，但通过对作品的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实质上本书采取的是双重叙述视角：一方面是陶菊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少年的眼光看待他所置身于其中的土匪世界；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在主人公以及所有人物身后，对这个土匪世界进行冷静审视的成人视角。如果说前者是以少年的不经世事对土匪世界有一种好奇、羡慕的认同，那么后者则是以正统文化对这个世界进行批判和谴责。这样的双重视角既造成了土匪形象的复杂性，又造成了文本意蕴的多重性。
陶菊生是个拥有浪漫气质和英雄情结的少年，这使他对土匪的生活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他被绑架后，一开始以为土匪们很英勇，认为管家李水沫神秘而高尚，后来菊生被善良的土匪小头目薛正礼收为义子，周围的土匪也因为他机灵大都喜欢他，菊生整天与土匪们混在一起，慢慢发现他们并非全是坏人，甚至，他渐渐喜欢上了土匪的生活。作品第十五章记录下了菊生的心理变化：“陶菊生虽然还常常怀念父母，也常常担心二哥的前途，但他和薛正礼们一群人却发生了更深的感情，对土匪生活也因习惯而发生了若干兴趣。他本是一个带有浪漫气质的孩子，在小学读书时代，他常在下课后站在说评书的前面，聚精会神地听绿林英雄故事，连饭也不愿去吃，如今的绿林生活更发展了他的浪漫性格和英雄主义。他非常喜欢刘老义和赵狮子，因为他们豪爽、勇敢、枪法熟练。假使不是他的二哥过着凄惨的肉票生活而且时时有被杀害的危险，让他永远留在土匪中他也不会感到什么痛苦。”[2]菊生的性格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正是“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的印证。[5]菊生在作品的结尾部分说出了自己对土匪的看法：“从前我以为当蹚将的都是坏人，现在我才知道当蹚将的差不多都是好人你们都是被逼下水的，并不是天生的坏人”[2]少年视角下的土匪，在菊生与他们的日常交往和对话中，呈现出个体不同的性格特征。许多人物的善恶面都是经由菊生的眼睛反映出来的，菊生发现了他们若干被埋藏的善良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