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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思想严重，唯上不唯下，漠视公众的真实意愿和需求，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淡薄，精神动力不足，造成政府回应的不及时和不力。如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却姗姗来迟，直到事故发生超过24小时后才被召开。而这段时间公民已参加到互联网中的讨论中，当互联网上对这起事故疑问不断、谣言四起时，政府回应显然慢了半拍。政府回应的速度越是迟缓，就越是容易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必须加强政府部门的回应意识。
2.政府回应效率低下
由于我国政府机构规模庞大，层次多且权力相对集中，加上官僚主义之风盛行，行政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府与媒体之间容易形成信息断层，沟通不畅、协调不足等情况。同时，地方政府习惯报喜不报忧，掩盖事实真相，控制与自身不利的消息，并限制网民的信息表达，例如屏蔽信息、强行删帖等。对于虚假谣言，政府不能及时与媒体沟通，出面澄清，积极引导正确的舆论，最终贻误了回应的最佳时机，导致谣言四起，事态严重化，以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导致回应效率低下。
3.政府回应缺乏透明性、真实性
由于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紧迫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也就决定了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不等同于常态下的信息公开。所以只有向公众传达真实的信息资源，使公民准确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实时动态，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事态的走向，防止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出现。而我国政府一遇事动不动就说“国家机密，无可奉告”，或说是“天灾”，绝口不提“人祸”，有公开却不全面真实，有形式却没有实质。尤其是在某些重大的突发事件中，尽管报道了相关的人员伤亡，却很少有后续跟踪报道，并在回应内容方面存在语言模糊、偏向官方、不够深入等各种问题。如在SARS爆发初期，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从而导致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恐慌与不安，甚至出现了盲目地抢购行为。又如在“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哈尔滨市政府却以“对市政供水管网进行检修”而发布公告称全市停水4天，当市民怀疑停水与地震有关出现抢购时，政府才发布其真正原因，可此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大大的降低。
4.政府回应向度单一
由于政府回应缺乏公民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所以在政府的回应向度上，主要是对上回应而不是对下回应，并且回应度从上至下是依次递减的，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缺乏社会回应的动力与能力。尽管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来了解民意，但民众的需求与他们的升迁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这些征询大多形同虚设，收集到的信息往往束之高阁，并未真正地在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太湖蓝藻事件”，可以说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这样的例子很多，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保护地方企业而忽视有些企业对环境或公众造成的破环。“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当前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下“评价失灵”的典型案例。
5.政府回应缺乏执行力
政府执行力指的是能够准确理解政策的目标及方向，并通过精心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和对各种人财物、信息、法律、制度等资源进行集中调控和使用，从而达到有效执行政策，完成既定目标的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2]政府回应执行力是指政府在回复公民需求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案的执行能力、力度和效果。政府执行力主要强调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而政府回应执行力则是强调回应后执行的结果和效果。不管政府回应情况怎样，它都需要政府的后续执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地方政府对公众做出了口头承诺与答复，制度、政策等也都对其回应了，可政府就是不执行或拖延执行。表面上是回应了，但却是千篇一律，敷衍了事，有些则打着“亲民爱民”的光鲜招牌打官腔、夸夸其谈，一旦执行起来则根本无法兑现。所以其实质上是一种没有执行结果或效果的回应，是一种缺乏执行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