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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地方性媒体的无奈之选。一方面，都市报资源相对不足，一旦发生突发性新闻事件，财力物力人力均不能支持都市报对突发事件进行翔实而丰富的报道。另一方面，即使资源充足，地方性媒体也未必会花费大量资源去报道突发事件，因为报道效果相比中央媒体来说，仍有不少差距，且费时费力。这种情况下，从中央级媒体转载就成了地方性媒体的最优选择。但这种选择的范围一定不会太大，内容上也大体类似，也就造成了大家彼此雷同的情况发生。
这种都市报同质化倾向，首先，有可能造成新闻重复率高，可读性不强。而且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受众也并不一定能从其他的报纸获取更多的信息，反而将整个报纸业陷入一种恶性竞争，不再拼稿子的质量，新闻的独家性，而是用营销的手段去卖报纸。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并不有助于都市报的良性发展，反而透支了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其次，重复的信息对于受众来说也是一种接受疲劳，长此以往，报纸媒体在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不断走低，受众自然也就逐渐转投其他媒体的怀抱了。
（四）读者反馈机制缺失
20世纪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有一经典理论，媒介即信息。麦氏看到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新媒介的迅猛发展不断验证了麦氏的理论。以微博为例，代表着信息传播渠道的一次革新。与报纸等传统媒体专门由精英把持媒介，传播与接受鸿沟分明不同，相对比微博使两者界限不再清晰，甚至是打破。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反馈机制上，报纸媒体可以将其评论态度赋成文章，印成铅字加以传播，而传播效果如何、读者评论怎样，并无从知晓，更谈不上让受众附笔加上自己的评论。这一点的缺失，失去的是互动性，没有的是平等性，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同时这种互动性给受众带来全新的媒介体验，也是报纸媒体所难以替代的。
像是《衡阳日报》沿用了751十四年的报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居然三次更换，作为衡阳市委机关报的《衡阳日报》竟会如此“反复无常”，这让很多读者疑惑。在这个突发事件中，报纸充当了主角，但无论是事后的官方说明，还是报社内部人员给出的消息，均不能够很好的、正面的解答读者疑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读者反馈机制缺失，报纸媒体的反馈渠道是闭塞，甚至缺失的，这对于报纸今后的发展实为不利。
（五）集团化经营和管理能力低下
自从1996年《广州日报》组建了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从而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成为广东市场的领头羊，这一行为就被广大的报纸同行所争相效仿。短短数年光景，我国报业集团纷纷组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市场化行为，而是行政力量主导的权力重组，究其本质，依然是上命下达的行政化管理，欠缺市场化和现代管理。报纸内容、深度、版面设计，广告策划依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组建的报业集团多数不达标，纯粹是别的省有，自己省也要有，还不清楚什么是报业集团，就仓促上马。于是，从数目上看组建集团的条件是够了，但是进入集团的子报纸，子报刊并没有为报业集团提供什么帮助，反而固化了原本就僵硬的报业集团行政体制。
在此基础上，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行政化的报业集团内部就无法迅速作出反应，且内部人员冗杂，有重大新闻选题，也是要层层审批。而且作为党的喉舌，政治敏感性是排在第一位的，于是权衡之间，不但费时费力，新闻也不再有新鲜感，突发事件自然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