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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郭美美炫富事件、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微博上与情人打情骂俏的“开房门”事件、“表叔“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事件，都最先由微博曝出，而后传统媒体才逐步跟进予以报道。而且根据社科院新媒体发展报告:两成重大事件微博首发，这个比例仍在不断上升。这其中除了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先天传播优势，报业集团自身的经营和管理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突发事件中，纸媒获得深层发展之“机”
近些年尽管新媒体态势咄咄逼人，但是并未动摇报纸媒体的根本，纸媒本身的优势是其他媒体短时间之内难以企及的。对于这部分优势和有利资源，如果合理运用，将是未来重掌乾坤的重要砝码。
（一）传承多年塑造的社会权威性
1872年4月30日，中国第一张近代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刊。作为一份历经清末、民国、抗日战争的报纸，其本身的历史沉淀已足够为人所称道。除此之外，美国的《华盛顿邮报》、香港《大公报》、新加坡《南华早报》的出版年限都已过百年，经年累月，单纯的媒介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多重价值，上百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巨大的社会公信力。一旦有突发事件，受众总会寻求自己信任的媒体所发布的权威准确的消息。这种媒体信任感，非一时一刻就能形成，基于这种独特的信任感，受众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还是会选择报纸作为他们获取这些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且因为官方的背景，相比其他新媒体，报纸的可信度是无可比拟的。两者对比之下，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受众会及时从新媒体获知消息，但对于事件的整体了解还是会通过报纸媒体。以下图（表1）为例：
表（1）2012年11月各类媒体关注变化本文来自751\文/论~文?网，毕业论文 www.751com.cn
从图中可以看到，报纸的舆情关注度在11月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后，逐月下降。而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于2012年11月8日召开，选举出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得知，在信息权威性上报纸媒体仍是受众的首要选择。
（二）巧用体制内的信息资源优势
报纸媒体在新闻消息的领先度上，在采访条件的便利性上，在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具有先天的优势性，而且是呈现大幅度压倒式的。首先从新闻消息的领先度上来说，作为官方媒体的龙头的新华社，是中央政府对外发布消息的平台，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所有方案措施、人员调配、领导深入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都先由新华社发布，然后才由全国各级媒体转载，不得更改一字。其次，在采访条件上，官方媒体的身份在查阅敏感资料的时，在采访中央级、省部级领导时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性。最后作为官方媒体，对于某些突发事件涉及敏感话题时，其他媒介不敢报、不能报、报道有诸多限制的时候，官方媒体的身份在某些程度上就化解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这类敏感话题多涉及政治突发事件。2012年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其中多家媒体虽多有猜测，但始终无定论，直到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在法律的天平上-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王立军事件”才真正得以为世人所知。而这篇报道正是有赖于《人民日报》体制内的身份才得以问世。
（三）延续深度报道的传统优势
深度报道是西方传媒高度竞争化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蔓延，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不断为受众所认可。在此情况下，西方媒体人认为只有通过把新闻做深做透，以其深刻性吸引读者，才能提高受众忠诚度，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所谓深度报道，既要探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要由此及彼，逐步解析，预测其发展趋势和规律，帮助受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评判和认识，这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显得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