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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从提出到否定，再到肯定，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文化生产纳入国民生产体系,并将其确定为生产性的工业部门之一，文化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生产力的概念应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应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累积所创造的生产力[1]。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学者们对文化产业的激烈讨论。不同时期，学术界对文化产业都有不同的讨论重点。20世纪30至40年代，国外学术界对文化工业化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深刻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化现象，认为文化产品凭借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手段，以标准化的方式被大量生产出来，并通过广播、电视、杂志等传播媒介传递给消费者，使得文化无法扮演激发“否定意识”的角色，成为统治者控制思想、统治社会的工具[2]4。51539
第二次工业革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文化产业得到发展，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化产业的概念并转变对文化产业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专注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由批判转为肯定，以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学派重点探讨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 ，研究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和生产原则，完善了文化产业基础理论[3]。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的引导下，世界各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应用学派的查尔斯·兰蒂（Charles Landry）、安迪·C·普拉特（Andy C Platt）、尼古拉斯·伽纳姆（Nicholas Garnham）尝试通过研究“有关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管理、运作以及文化产业与就业、地区发展的关系和文化产业政策” [4]来解决各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着文化产业研究的内容，构建了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进入21世纪，国外文化产业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文化产业研究中出现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研究内容上，新时期的文化产业开始注重对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的研究、注重经济和文化的结合、注重创意产业的研究，并强调文化创新。
国内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文化产业逐渐发展起来，相关理论研究也日益充实。我国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了文化产业学、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文化资源开发、国外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产业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产业问题等七个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国内学者研究文化产业主要是学习和介绍国外已有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文化产业研究创新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介绍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的概况主要是立足于我国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的脉络和时间顺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出现一批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他们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初步探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文化产品的属性，开启了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的序幕。这一时期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具有建树的学者主要有台湾的叶启政、黄道琳、梁其姿、李祖琛，台湾大学心理学博士叶启政（1985）在《现代大众文化精致化的条件》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大众文化概念，以及大众文化发展的条件，黄道琳（1986）则在《大众文化的本质》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及其本质。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入中国，全面地掀起了学术界研究大众文化的热潮，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进程。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是讨论文化产业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劣势，探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对策。1996年，陈刚出版了《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在书中，他从复杂的现实社会出发，分析了大众文化的成因，深入探讨了当今中国的文化策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产业逐渐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文化产业研究内容不断丰富。21世纪初，我国学者对文化产业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探讨，夯实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胡惠林（2004）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展层面考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应该以发挥本身的比较优势为目标，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提高国际文化竞争力[5]。新世纪的文化产业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全球化、一体化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二是注重文化产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应用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