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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关于德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思想十分盛行，冯•迈森道夫写到：“德国人有一个天意明确指示的特殊任务，她必须力图完成使他人文明化的特殊使命。”德皇威廉二世说：“上帝召唤着我们使世界文明化,我们是人类进步的传教士。”与此相联系，关于德国种族优越论的思想也广为传播。历史学家布雷希特说：“我们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是优越的种族，我们是最好的殖民者、最好的航海家和最好的商人。”人类学家沃特曼写到：“从生理和智力观点看，德国人都是优越人种。”[5]同时普鲁士传统的军国主义情结也深刻的影响着德意志，无论是帝国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国民，对过去分裂时代德意志的苦难记忆犹新，人们相信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护今天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思想在德国大行其道。德国历史学家特莱切克就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而“战争”则是上帝规定的法则。因此有人说“在普鲁士精神渗透下的德国，为证明其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和文化所负的崇高使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4]，然而这却引导着德国走向战争的深渊。
三、世界形势的影响
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逐步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新一轮的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高潮迭起，加之德国周边局势的变化，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以及资本主义改革的深入开展，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正逐步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正式形成，世界各地已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发生的事情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不产生影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扩大，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特大资本家或集团手中，并已经“表现为至高无上地统治着社会生活进程的单一权力”，他们要求“建立最大可能的经济领域；利用保护性关税关闭这一领域，抵制其他国家的竞争；保留这一领域，将其作为本民族垄断联合体经营运动之地。”[6]垄断组织的这些要求在当时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得到了明确体现，无论英、法这样的老牌国家，还是美、德这样的新兴强国，它们都同样渴望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势力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并妨碍和阻止他国获得利益。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也竞相谋求对外扩张，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海外殖民地大都是有主之地，它们大都掌握在英、法、荷、西、葡等老牌殖民国家手中。尤其是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这样国力已经衰落的国家却拥有着广阔和富饶的殖民地，后来居上的美德等国纵然有强大的实力，却只能眼红，这引起了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强烈不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相互消长和占有殖民地大小的不均，必然引起列强之间的分化组合，重新瓜分世界成为列强间的经常性话题。德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开始于1884年，这年4月德国宣布西南非洲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不久又占有多哥和喀麦隆，1885年德国获得了东非以及新几内亚的东北部和附近的一些群岛，1889年挑起萨摩亚争端并于1893年占有西萨摩亚，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海外帝国。然而这些殖民地却并没有带给德国多少利益，反而分散了不少德国宝贵的资源。在19世纪末的国际环境中，“争夺和再争夺，瓜分和再瓜分，矛盾和冲突成为世界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政策’的出台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