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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德国的周边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德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德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命运”[8]。1878年的柏林会议后德、奥、俄“三皇联盟”因为俄国与德奥的冲突分崩离析。但在随后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1881年新的德、俄、奥三皇同盟，1882年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3年的德、奥、罗（马尼亚）同盟，1887年英、奥、意《地中海协定》和德俄《再保险条约》等一系列同盟和条约，形成了英、奥、意、法、俄“在近东及地中海地区的相互牵制之势而又不使法俄结合，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9]然而俾斯麦所主导的欧洲联盟体系随着其辞职也随之瓦解。新的继任者卡普里文和荷尔施泰因认为德俄冲突不可避免，还可能因为协约的泄露或故意公布破坏德国同英、奥、意和土耳其的关系，因而在1890年决定不再延长德俄《再保险条约》，同时与英国缔结《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这给俄国以德国亲英反俄的印象。1891年，德、奥、意续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派军舰访问意、奥以示友好。“欧洲四大国的过从甚密，使法俄深感联手合作的必要”[10]，1891年和1894年法俄先后签署政治和军事协定，法俄同盟正式形成。法俄同盟的形成使德国受到两翼加攻的威胁，德国新政府希望加强与英国的友谊，并邀请英国加入三国同盟，但对英国来说，成为两个敌对同盟的仲裁者比加入一方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特别是1893年的萨摩亚事件和1895年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利益冲突以及德国试图改善与俄国关系的努力，使英德关系逐步恶化。同时德国也认识到了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性，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提尔皮茨来实现大海军计划，并全面推行“世界政策”，德国建设强大海军的努力却触动了英国的根本利益，更加激化了英德矛盾，并在最终经过德国的“努力”将英国推向了法俄的怀抱。欧洲两大对立阵营最终形成，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说德国周边特别是英、法、俄对德关系的变化对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四、威廉二世的个人因素
威廉二世作为王权机制下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其个人性格和其领导下的帝国体制对19世纪末德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必然有着直接的影响。
1888年，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早年在英国卡塞尔大学学习宪法学，在波恩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后来又在普鲁士军队中接受训练，接受了普鲁士传统军国主义教育，同时由于其先天的生理残疾和与母亲的紧张关系，使得威廉成为一个“敏感、动摇、胆怯和神经质的人”[1]，并形成一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崇信武力的性格。威廉二世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往往不考虑对其他国家以及德国的影响，这使大臣们感到苦恼，也让外国舆论感到担忧。威廉二世积极倡导德意志世界强权的舰队政策，并得到了德国统治阶层的广泛认同。威廉在成为皇帝之前就对海军特别有兴趣，其根源正是他的外祖母（大英帝国文多利亚女王）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并且依靠这支舰队打下了世界上最为广袤的殖民地，把大英帝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此外，威廉与舅舅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向来不和，多次发生言语上的冲突，更助长了威廉对强大海军的渴望。同时威廉二世对美国人赛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推崇备至，希望德国拥有一支强大海军，威廉二世宣称“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我们来说极端需要”，“帝国的力量意着海上力量”[1]。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提尔皮茨来实施大海军计划，大海军计划是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随后成为加深英德矛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