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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从法律上给与了肯定，这在无形之中对行为者的作为给予了法律的肯定。如加拉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就有一条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制定该法是为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在欧洲不少国家，对于不负法定责任的普通人来说，见死不救的确是一种“罪与罚”。1994年，法国修订的《法国刑法典》新增有“怠于给予救助罪”，具体的条文是：“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如德国、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法律也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具有营救为难的法律义务。《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就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大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在美国，有很多州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保护见义勇为或惩罚见义不为。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不给于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在新加坡，见义勇为为已经借由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法律义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之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的医药费1倍至三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在新加坡在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将“见死不救”纳入司法体制，对面临他人处于危难之际不作为者处以严厉的惩罚，并对作为者的救助义务及责任作了明确规定，而我国的法律在这些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将“见死不救”纳入法律体制不仅能够弥补当前我国法律的漏洞，更能加快赶上西方法治国家的步伐。
3.4 从理论角度看
现阶段调整见死不救行为的主要是民法和刑法，而现有的条文规定却并不足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民法通过调整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来达到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民事权益的目的。但是在危难发生过程中，见死不救者与危难发生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一旦见义勇为，就因其义举与被救助者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关系。特别是在救助过程中，救助者发生伤亡，被救助者应承担怎样的义务与责任，目前仍由民法来调整，但是如何来调整却成了法律上的空白，将见死不救纳入法律规制，明确规定行为者与被援助者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刑法是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从刑事立法角度来看，确定犯罪时，主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某种行为，才会将其定为犯罪。见死不救的社会危害性的不断蔓延和扩大，目前已达到了刑法限定的“一定程度”。但是从近年出现的有关见死不救案例来看，现行刑法通过定罪量刑所惩戒的，仅仅是针对负有法定或特定救助义务的主体的见死不救，也就是一种狭义的见死不救行为。而对于不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见死不救者，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应当负刑罚责任。” 结合见死不救的法律特征，当把主题限定为“负有特定义务人”时，见死不救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行为，对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不良结果，当事人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