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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度化参与增加的缘由：一是部分农民本身就存在弊端和弱点，譬如政治知识缺乏、法制观念淡薄。这是导致农民采取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主要原因；二是要求公平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和行政腐败之间的两种矛盾。这是致使农民采取非制度参与的客观缘由；三是缺乏公平和顺畅的多元参与渠道。这种情况使得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且又有外部的鼓动因素，就容易导致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出现。
（二）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
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特定的载体是分不开的。参与没有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又有加上长时间的政治鼓动，未对参与渠道的拓宽加以重视，造成农民参加渠道过少。
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体制特点的限制。第一，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全部农村政策由中央政府来制定，从而致使地方政府的权力受限；第二，乡镇政府是基层政权的最低一级，农民经常面对的是村党支部和村干部，村民委员会是非政府组织，它是一个自治组织；第三，在决策方面，农村的人大代表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许多人认为“民智”致使农民没有参政条件，这是他们的误解，也是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的重要原因。固然，“民智”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政治参与，但过分强调“民智”未开不能参政是不正确的。第一，民主有简单和复杂的层次之分，一定不能将他们相混淆。“民智”不高的农民对于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且程序简单的政治参与有极大的积极性。第二，我国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支持农民参政。第三，二三百年前，英国和美国就采取民主制，鼓励和支持公民参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那时就比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高。
（三）农民政治参与具有被动性
许多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深受传统政治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其政治参与度较低。多数农民不愿意参与或不敢行使政治参与权。一般来说，获取经济利益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村所处环境较闭塞，使农民的政治关注仅限于狭窄的乡村事务。只有村里的事务或政策的实施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时，农民会对此有所反应。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大体上是手段性参与,手段性参与是指参与者把政治参与看成是其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并非目的[1]。政治参与的手段化，导致农民只想享受民主的权利，而不积极履行民主的义务。以上情况说明了国家和社会须将农民参政的水平提高到更好的程度。
（四）宗族势力和黑金势力干预农民政治参与
“根据一项由亲属共同体单一系统的原理，它是扩大的家庭，是一个社区的社区”[2]。这是费孝通关于宗族组织下的定义。
宗族势力是干预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干扰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宗族势力想方设法渗透到基层政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而搞裙带关系。第二，宗族势力影响农村组成干部的选举。宗族组织凭借其势力影响村委会成员的提名。另外宗族势力以贿选等方式操纵村委会选举。第三，宗族组织竭力阻挠农民准确知晓国家政策[3]。
黑金势力是干预农民政治参与的另一关键因素，其消极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有钱势力通过钱财进行贿赂选举，达到其政治地位。目前，这种做法在村级乃至县级的选举中十分普遍。二是黑社会权势采用恐吓等方法，阻碍了农民的推举，使地痞成为干部合法压迫农民的工具。亦或黑社会势力恐吓村干部，控制和影响村干部的行为，以实现其自身利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