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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影响农民工子女随迁决策的因素进行分析，将从个人、家庭、社会和政策方面出发，通过对比子女随迁和子女未随迁的两类农民工的不同特征，采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来考察农民工子女是否随迁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农民工家庭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的促进和制约因素，以研究发现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效果。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流动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将这些流动简单地归为向城镇迁移会忽略了由于迁入地的政策因素引起的决策差异性，所以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将其纳入模型更有利于对农民工子女迁移行为进行分析。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完善，就业环境的改变，对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子女群体的行为都有不小的影响，用较新的数据来考察促进或者制约子女随迁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文献综述
（一）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个体因素
1.流动人口的个体因素
许传新(2010)利用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子女随迁还是留守的决策进行分析并发现，农民工自身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在城市中的适应状况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有显著性影响。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越丰富，在城市的适应状况越好，越倾向于将适龄子女带进城上学。将这些具体分为流动人口性别，年龄，工作性质等。很多学者研究出了这些因素对随迁决策的影响。
(1)流动人口性别。杨舸(2011)，吕利丹(2013），宋锦(2014)三人都得出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
(2)流动人口年龄。梁宏(2010)研究得出其他条件保持一致时，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年龄越大,其子女的流动的可能性越高。得出这个结论的可能如下：①父(母)的年龄越大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在迁入地的时间更长，相对更稳定，这就与杨舸2011年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②还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更容易感到孤独，更希望全家团圆等心理因素，使其子女跟随其流动的可能性提高。
(3)流动人口工作性质。流动人口的职业性质也会影响子女随迁（梁宏，2010；杨舸，2011；宋锦，2014）。陶然(2011)指出被访者的工作类型若是自我雇佣类，也更有可能将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
(4)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子女的教育选择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将子女带在身边(梁宏，2010)。宋锦(2014)釆用2003年CHIP数据中的城镇农民工住户样本，考察了农民工子女随迁与否的决定机制得出如果农民工配偶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机会较好，子女被携带进城的可能性就进一步提高。
2.流动人口子女的个体因素
(1)性别。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父母带到打工城市上学(陶然，2011；吕利丹，2013)。这个结论可能受到中国社会，尤其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现象。
(2)年龄或所处教育阶段。子女的年龄和所处的教育阶段有非常大的相关性，所以可以反映相同的负影响。子女的年龄或者说子女所处教育阶段对自身的流动与否有显著影响。梁宏(2010)指出年龄越大的少年儿童越可能留守于农村,年龄越小则越可能跟随父母流动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