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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系”长期屹立于北京政坛的客观原因
（一） 民初的社会大背景
民初，中国政治混乱，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际地位卑微、处处被制约、牵制，这段历史常常被称为“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追忆民初社会状况时说道：“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1]唐德刚也这么形容民初社会：“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 [2]但这一时期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明显特征。 [3]民国时期是中国文人文化继春秋时期的又一个鼎盛时期，中国思想界高度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国世人深感于晚清国家之衰微，社会精英们积极入仕，希望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一时期，民国外交界、政界群星璀璨，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他们为收回晚清以来中国丧失的国家主权而不懈努力。 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民国初年的中国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一样：“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能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可能进入地狱。” [4]一方面，中国社会黑暗一片，国际地位衰微，外交官痛恨这样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这又给外交官提供了一个发挥其专业特长的最好的舞台。这就使当时外交官活动的社会大背景，也恰恰是北京政坛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职业外交官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