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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洗钱的掩护体设立较为便利。在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营主体的设立变得较为方便的同时为不法分子设立洗钱的掩护体提供了便利。比如，一些地下钱庄轻易地通过设立外资企业，将外汇资本金结汇成人民币来弥补其境内运作人民币资金不足，实现地下钱庄境内外资金平衡。在上海某些郊县还曾一度出现垫资为一些私营企业提供虚假验资的情况。
第三，洗钱的不法资金分账的便捷。“分账”是洗钱的重要环节，即通过复杂的交易，改变资金来源和性质，以掩饰非法资金性质。上海投资和支付结算工具日益多样化，资金在同一市场或跨市场流动较为便捷，这就为不法分子实现非法资金“分账”提供了可能。
第四，与洗钱相关的不法资金跨境流动频繁，金额大且辐射面广。不法分子利用上海经济高度的开放性进行洗钱犯罪，2005 年、2006 年上海连续破获提供资金快速跨境流动服务的“邹氏”、“罗氏”两起地下钱庄案，涉及资金几十亿元，涉及境外和国内30多个大中城市。
第五，洗钱日趋高智能化。随着投资、支付类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资金交易逐渐转向网络交易和电子商务等虚拟方式发展，洗钱犯罪活动日趋高智能化，使得打击洗钱犯罪的困难性加强。2009利用网络赌球洗钱的第一案，涉案金额高达66亿元。
第751，过高的反洗钱成本使金融机构对于反洗钱的积极性不高。反洗钱具有正的外性，洗钱活动没有最直接单个的受害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其收益更多地体现在预防和遏制洗钱活动上，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公众都能从中受益。在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力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判断目前反洗钱的投入超过它的收益时，就会尽可能少投入，甚至不投入。因此，基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需要政府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反洗钱监管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另外，过于严厉的反洗钱措施和监管也可能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金融业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过严的反洗钱措施会造成客户的流失，使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劣势，而相关部门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积极性不高。当年英国过于严格的反洗钱监管，也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商务成本过高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削弱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对于反洗钱的措施和监管需要适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