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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方法上存在缺陷
我国统计部门目前采用定基拉氏指数方法来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拉氏指数（P_L）是德国经济学家拉斯贝尔（Laspeyres,19871年）提出的，他主张无论是数量指标指数还是质量指标指数，都采用基期同度量因素（权数）：
P^2/P^1=p_n^2 x_n^1/p_n^1 x_n^1=P_L(p_n^1, p_n^2, x_n^1) n=(1,2,…,N)
在上式中p_n^1为基期价格向量，x_n^1为基期数量向量，p_n^2为报告期价格向量，N为调查的商品项数。目前我国以2000年的一篮子商品服务价格及数量为基期价格和基期数量，即p_n^1和x_n^1。但由于拉氏定基价格指数将报告期和基期的数量值都定为基期数量值x_n^1，它无法满足费雪（1922年）有关指数的时间互换检验：P（p^2, p^3, x^2, x^3）= P（p^1, p^3, x^1, x^3）。费雪的时间互换检验是指：如果把价格指数中基期和报告期的作用位置互换所得到的新的价格指数应该等于原价格指数的倒数。而由于拉氏定基价格指数把报告期数量值固定为基期数量值x_n^1，因而它无法满足时间互换检验。艾希霍恩和费勒尔的循环检验则是一项关于指数的可传递性检验，它是指：若我们手中有2000年、2004年和2007年的价格及数量数据，那么以2000年为基期的2004年价格指数P_2000^2004乘以以2004年为基期的2007年价格指数P_2004^2007的乘积应该等于以2000年为基期的2007年价格指数P_2000^2007，而由于相同原因，定基拉氏指数也无法满足循环性检验。定基拉氏价格指数的缺陷客观存在，使用费雪（1922年）和庇古（1920年）提出的费雪理想价格指数以及特恩科文斯特（1936年）所主张的以价比加权几何平均后的价格指数似乎更能注重商品数量和质量变化的科学性，但基于我国经济统计水平以及数据易得性等多方面因素，我国目前仍然是采用定基拉氏指数来编制CPI，也就是说，我国CPI编制将会由于编制方法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质量变化引起的偏差以及权重因素所引起的偏差。
2.5.2 完善我国CPI编制的几点建议
1、适度降低CPI中食品价格权重
基于目前我国CPI中食品价格权重过高，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现状不符，本文建议应该逐步降低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但对于前文中王国刚提车的食品权重过高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实施以及食品类价格比重降低到15%以下（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的观点，存在有两点不同看法：
第一，我国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的高低不会对货币政策实施有较大影响。在我国，居民食品消费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价格需求弹性较小，而且我国目前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市场供求矛盾所导致，供给不足导致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实施何种货币政策均见效不大，而只有施以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等组合，才能逐渐奏效。山西财经大学的李宝瑜（2008）就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我国的利率变化通过投资影响CPI的渠道传导机制不畅通，投资对利率并不很敏感。对CPI调控必须采用财政、利率、税收等政策结合的方式。因此，我国CPI中食品类所占权重高低与政府货币政策实施的关联度并不大。
第二，我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明显提高，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总收入比例明显下降，但是我国基尼系数高企不下也是不争的事实，几年前就有很多媒体提出“我国90%的存款掌握在10%的人手里”。在家庭收入差别日趋增大的情况下，用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总支出去除以居民总收入所得到的恩格尔系数肯定存在不够令人信服之处。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将单个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其家庭总收入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后所得到的恩格尔系数恐怕更具有代表性，它应该比用居民食品消费总支出去除居民总收入所得到的恩格尔系数更高。目前，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仍然较高，这主要是由我国传统习俗——“民以食为天”决定的。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居民在饮食结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食品类从单一变得丰富多样，食品质量也有所提高，诸如餐馆消费等占据了居民家庭（特别是年轻家庭）饮食消费支出的相当一部分比例。另外，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是很难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国CPI中食品类价格所占权重不应与欧美发达国家看齐，而是应该与诸如巴西之类与我国经济结构以及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较为相似的国家进行比较，逐步将我国食品类在CPI中所占权重适度调整至25%-30%之间较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