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张孝杰受到阿什贝利的影响是最大的,张孝杰有自己独特的诗风和认识,他认为“现代诗离弃了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离弃了体验离弃了柔情甚至往往离弃了诗人个人的自我,诗人不再作为私人化的人参与自己的构造物,而是作为进行诗歌创作的智慧,作为语言的操作者,作为艺术家来参与的”。 [1]他的诗歌使现实从空间、时间、实物、灵魂的秩序中抽离出来,摆脱了一种正常的世界定向和秩序。张孝杰诗歌也充分承袭了阿什贝利的奇特想象性,因此他的诗歌也因具有独特的想象性而含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在《石榴树下》一诗中,“树叶筛下月光,大地湿润静谧/梅豆叶的影子缠绕石榴树枝/远处的楼群刺破天空…横一支笛,星星编织小小的花环/音乐响起,天簌燃烧一片云/大地之上,幻想家在游动”。 [1]这首诗通过想象描绘的画面诗人觉得形象生动、清新自然。
波德莱尔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诗人是另一位对张孝杰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他的作品对法国诗歌影响巨大被誉为象征派的先驱,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波德莱尔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诗人,他曾说:“我得到了美的定义,这好像是一种热烈而悲哀的东西,使我们在朦胧的意境中幻想淫乐与悲哀,我并不否认,快乐可以夹杂在美感中,然而那不过是粗俗的附带成分,至于抑郁和悲哀,那才是美的本质。”[2]波德莱尔的诗之所以能打动人亦正在如此。他的诗深深的影响了现在中国的诗人和读者,林庚《我要求活人的文学》中写到,“波德莱尔的十九首《恶之花》与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在文学上仍占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即因这极少的字数里没有废话!没有陈陈相因使读者与这些作品变得同样无聊的气氛”。读波德莱尔的诗,有时会让人觉得血在如春潮般流着,我们从张孝杰的诗歌中也可以读出这种感觉,在他的《赡养先祖遗骨》中,“活着时作为寻常百姓/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无法猜测他们活着时的面部表情/他们的遗嘱/播撒进掩埋骨头的泥土/长成我们今天的学校/楼房面包汽车和收割机”。 [1]这首诗歌无论在精神、意境、寓意上都与《恶之花》的风格相似。就张孝杰个人而言,他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诗歌朝着去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还有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等一些著名的外国诗人对张孝杰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优秀诗人创作的基础上,张孝杰努力汲取营养,自己消化吸收,加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逐渐形成自己所特有的诗风。他的诗歌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空旷的理想状态”,张孝杰用自己的诗歌筑建了一个属于他内心世界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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