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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丁玲的小说，女性主人公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们骨子里潜在的一种傲气，而这种傲气，其实就是对封建旧制度、旧时代的不满和抗争。《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认为苇弟捉弄她不理解她，所以她也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苇弟。其实，苇弟是真的爱她。而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凌吉士帅气外表下所隐藏的丑陋的内心。这两个比较典型的男士，都是被莎菲看不起的，暗暗透露出了莎菲心中隐藏的那股傲气。《阿毛姑娘》中的女主人公阿毛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出嫁后一直很瞧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面对婆婆和丈夫对自己的辱骂、殴打，阿毛“快乐的承受着”。《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面对村民的讽刺挖苦与不理解，她没有针锋相对，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这种傲气，是这些女性思想的一种解放，是她们的一种进步。
丁玲的女性小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4]。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丁玲非常敏锐的觉察到了都市给女性生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面对现代都市以男权为中心社会无法找到最后的心灵寄托的失落，揭示了都市文明“神话”的虚伪。在她的笔下，都市成了一个充斥着欺骗、欲化的场所，再也不是青年单纯理想之所在。纯洁的梦珂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了城市求学，但她却看到了一个“纯肉”的都市，她挣扎、反抗却仍然找不到出路，只能一步步沦落为色情商品。莎菲自尊高傲，最后却陷入欲望与灵魂的分立中，承受着精神的打击。这些女性最终的悲剧下场，不只是显现了对中国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的失望，同时也显示了对以男权为主的社会环境的不满和否定，但“外在的‘女性中心意识’难掩女性仍旧是男性精神依附的事实”[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丁玲发表了描写革命者韦护和知识女性丽嘉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冲突的小说《韦护》。韦护为了革命离开了恋人，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丁玲在创作意识上有了显著变化。从以前的倾向于描写莎菲式的女主人公，转变为描写丽嘉所代表的在新的环境中迷茫不安与积极追求的知识女性的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美琳抛弃了整天只知道写作，没有生趣的丈夫子彬，毅然的追随了革命者若泉。而这种行为比起丽嘉的被动多了更多的自我主动意识。展现了丁玲对以往爱情至上的思想有了更深的怀疑和否定。爱情和革命相比较，明显革命更重要。在这种转变后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不再是主体，男性身上所承担的革命事业才是最重要的。而女主人公也不再单单是忧郁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与民族的幸福结合在一起的女性。
1936年11月，丁玲辗转到了陕北，生活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而她的创作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丁玲凭借着女性的强烈直觉和对政治的那种责任感，敏锐的察觉到了在解放区这个新的政治体制下，女性面临了新的生存困境。她从女性的视角切入，描写女性被歧视被压抑的命运，成了解放区这个新的政治体制下的女权意识的代言人。《在医院中》里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一个有着解放思想追求进步的新女性。然而，在那个思想封建迷信落后的地方，她却融入不到人群中，变成了医院里众人皆知的“怪人”，到处都是针对她的流言蜚语和异样的眼光。她虽然同旧传统作着坚强执着的抗争，但最后仍是抵挡不住众人的攻击而默默离开。陆萍的离开，反映出了解放区内集体思想价值对个人价值的排斥和否定，同时也表达了丁玲对“革命拯救女性”的文学程式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