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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语言的“零度情感”
(一)原生态的叙事
新写实小说注重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的还原，小说的叙事结构按照日常生活的先后顺序呈流水线形式展开，平凡而琐碎的生活故事就是素材，作家对这些素材不做多余的人为加工和润饰。作家们将自己剥离作品，抽离人物，用纯粹的语言叙述生活中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在小说的开始，主人公印家厚的儿子半夜三更从逼仄的床上掉下来，引发了小夫妻的拌嘴，然后按照印家厚的日常生活轨迹展开叙述，从早晨居住在大杂院里的小市民们为了洗漱和入厕排队到工厂车间里为生产、为奖金、为募捐等诸多内容而奔波的忙碌，再至接孩子、挤轮渡、下班回家的疲惫归来。这样的讲述似乎跟流水账一样没有丝毫的波澜起伏和情节跌宕，与传统小说注重情节的曲折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小说的人物语言没有多余的修饰成分，简明扼要，不作夸张式的渲染，力图表现朴实、本真的生活本质，没有透露出作者任何的情感或价值倾向，情感处理也是呈现冷漠化。没有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经历，人物只是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他只是他自己，不能代表群体，也不提供任何的历史发展逻辑。叙事语言更是精简到了极致，以平民化、世俗化、生活化、口语化为特征，力图做到没有一个多余的描写和叙述。刘恒《伏羲伏羲》中，杨天清对嫂子的问话，除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没有任何描述话语或是修饰性语言忝列其中。
毫无疑问，作者的笔调是冷漠的，他们仿佛是旁观者，目睹了一切，然后将这一切原封不动的转诉给另一个人知道，字里行间没有情感的判断，他们似乎仅仅只是“鹦鹉学舌”式转述。如方方的《风景》把家中早夭的幼童作为叙述人来讲述生存的故事。这样的安排使这个故事充满了残酷、野蛮和毁灭，看不出任何文明和理性的痕迹，让人不寒而栗：一个小女孩突然被火车轧死，一对夫妻在文革中绝望地投河自杀，一户是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全都拥挤在一间只有十三平米的小房子里生活，父亲时常以毒打自己的子女为乐，母亲则在一旁若无其事的修脚，七哥从小到大都只能谁在在潮湿阴暗的床底下，还有在野外看见两个男孩子轮奸一个女孩如此种种正好印证了小说开头引用的波特莱尔之语：“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的世界”。[2]死者的叙述视角对读者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给读者造成了一种极端强化的感受方式，而由死者的角度观察出来的结论同样是这个世界上最艰辛而凄惨的事实：“我”冷眼旁观着哥哥姐姐们在生存和欲望中挣扎，在命运的囹圄中彼此倾轧，在宿命的轮回中沉溺。小说中除了二哥和七哥之外，全部人的人生中都不存在理想，对他们而言，生存就是世界的全部，他们无力应对生存带来的重重压力，只沉溺在残酷的境遇中实现自己卑微的欲求。在小说中，方方既没有对那些冷酷的生存景象进行意识评判，也没有对二哥、七哥的生存主义显露出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