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古山戎国名)作战之时,“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未陈而薄之,大败之”[4]。晋与山戎作战,战前晋将魏舒看到战场险隘,而敌方又为步兵,己方车兵活动不便,于是将车兵改为步兵,最终打败山戎。“毁车以行”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从此步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登上了我国历史舞台,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更大的发挥,也加速了谋略诈术在军事方面的运用,贵族宗室纷纷寄希望于各种兵书著作,就如同《韩非•五蠹篇》所记载的那样:“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谋略诈术更是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潮流。
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越来越多的人抱着可以登堂拜将,统兵作战的愿望投身于兵学的研究中去。各种兵法著作层出不穷,以吴起、商鞅、孙膑、尉缭、韩非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孙武观点各自著书立作,发表自己兵学见解,掀起了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8],但是统观他们的战争思想,无不以功利为主。并且纵观历史,战争礼观念更是不复存在。
结语
《淮南子》作者在认真比较春秋前后的战争后发出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认为由于后世作战观念的转变导致了后来战争中礼的消失,战争礼的运用也被视之为笑柄,因而宋襄公在泓之战中虽坚持战争礼却背负了“蠢猪式的仁义”的骂名,泓之战本身也被视为“人心不古”的分水岭。其实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战争观的转变反而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是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秋时期又是我国兵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充实有着巨大而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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