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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之间曾发生“旗亭画壁”的趣闻，他们三人皆以诗著称，开元中某日于洛阳一旗亭共饮，适逢梨园三佳伎诣亭，各唱新诗，约定以每人诗作被唱到的次数来决定名次。先有人唱了王昌龄和高适的诗，王之涣指着诸伎中最佳者说必定会唱他的诗，后来该伎果然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首王之涣的得意之作，三人相与大笑，后以王之涣胜出。就说明唐诗曾在公众场合被配乐演唱，而且对诗人来说是荣耀无比和值得高兴的事。
唐时笔记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女高音歌唱家许永新的故事，而在当时蔚为大观的边塞诗却不适合女性演唱，如高玲珑、李龟年、米嘉荣、何满等人能歌善唱，唱功与女性歌伎相比毫不逊色，这类诗歌由他们演唱起来效果会更好。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即赞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大型宴会更要求场面热闹，除了歌伎，管弦乐团是少不了的。唐诗中许多作品描写了管弦乐器伴奏演唱的情景，其中拨弦乐器主要是琵琶、箜篌和琴，白居易写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颍师弹琴》，是其中描写乐器和艺术家技艺高超的名作，颇为人称道。如果加上舞女的伴舞，就更能体现诗歌的意蕴。长庆二年十月，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其间观柘枝舞，赋《柘枝妓》诗，还亲自教商玲珑表演《霓裳羽衣舞歌》,后作《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记其事：“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诗、乐、舞三者相得益彰，增强了诗歌的传播效果和表现效果。
2.吟诵
格律诗在唐代臻于完善，其韵律和谐节奏感强，适合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进行诵读。“口头吟诵这种传播方式较之文字传播，更为经济，更为普遍它是比较重视诗歌韵律、节奏、乐感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3]唐代诗人以近体诗为擅场，诗歌吟诵现象十分普遍。而男性文人是诗歌吟诵的主体，在集会或宴席上吟诵名篇佳作。文人士大夫乐于露才扬己，有时也会有感而发，在为人劝酒时，会“与君歌一曲”，以此作为传播和操作诗歌的重要手段。这种即兴诵诗情真意切，比秦楼楚馆歌伎所歌之诗更能打动人心。歌伎们则把吟诵诗歌作为营生招牌，《北里志》中载福娘善于“诵歌诗”，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某歌伎因能“诵得”《长恨歌》，“由是增价”。[4]
对中唐的诗歌受众来说，白居易的诗歌音韵和谐优美、语言平易晓畅，听文人吟诵其诗，能形成一种直指内心的深度传播，给人乐天知命、无往不适的心理慰藉。符合“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等不同文化阶层的“听觉”审美要求。杜牧在《李戡墓志铭》中引用李戡的话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喋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他的评价公正与否暂且不说，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口头传播在民间的传承性。元白诗歌在当时及后世的流传之广，对男女老幼影响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