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桃红水绿,风景秀丽,多是多情男女,产生的民歌也多是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现存的南朝民歌内容便绝大多数都是情歌。水土柔和,吴地软声,也使乐府诗更显缠绵靡丽。为了满足南朝统治者们纵情声色的需要,专门负责采集民歌的乐府机构成立起来。而江南民歌就以其生动活泼,缠绵悱恻的特点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青睐。萧衍在襄阳任雍州刺史期间,就十分喜好当地的民歌,作有《芳树》、《有所思》等篇,便是形容女子在爱情中的娇态,如《有所思》[3](P1514)中: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
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
在这首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代言体”言情诗中,诗人笔法细腻,抒情真挚。以“芳犹在”和“书未灭”来形容分别之短,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开始思念。其中“双绮带”、“同心结”等意象的使用,更是透出一股女子的妩媚,表达出希望与情郎成双成对的美好愿望。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明显受到江南民歌的影响,以儿女情长、男欢女爱为抒情对象,描写出女子思念情郎的情景和心理。整首作品风格清丽婉约,抒发的感情细腻缠绵。在萧衍的所有诗歌作品中,涉及儿女情长的作品多达半数,尤其是他的乐府诗,成就极高,“他们在情调上与当时吴声西曲中的情歌极为相近,部分诗篇的面貌特征与南朝民歌略无二致,若置于其中恐亦不辨真伪。” [4](P71)由此可见江南民歌对萧衍的创作无法忽视的影响。
适时,南朝正处于“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时期,南朝的文人极度追求诗歌艺术形式的华美以及文学的抒情性。乐于文学创作的萧衍自然也感受到文学功能的变化与发展,他“高度认可文学的抒情娱乐功能,承认‘情性’是文学重要的品评标准,文学终极功能指向满足主题宣泄情感的需要,满足主体的审美愉悦。”[5](P16)他在《净云赋》中提到:“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净。感外物以动欲,心缘想而成眚。”萧衍认为因外物而产生的情是“人生之天性”,因“动欲”而写出的诗词,也是感情抒发的方式。这种感情的抒发与之前具有教化功能的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脱离于广义的学术,成为单独存在的一个门类。萧衍在《孝思赋(并序)》中阐述的,对于文学“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的认识,就体现了南朝对于文学创作个性化的高度追求,如萧衍的七言歌体乐府诗《东飞伯劳歌》[3](P1512):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闾。
南窗北牖挂明光,罗帷绮帐脂粉香。
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
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
这是一首描写男子对女子思慕之情的诗,以江南民歌中最常见的男女爱情为全诗主题,诗人从男子的角度进行叙述和抒情。全文以伯劳分飞和牛郎织女开头,着重描写了对门女子的美貌,最后却只能感慨无人“与同”。这首诗在用词上秉承了江南民歌一贯言辞优美,抒情细腻的风格,“罗帏”、“绮帐”、“脂粉”等意象的使用突出女子特有的温香软玉,“颜如玉”更是直接赞美了她的美丽,不仅体现了江南民歌对作者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诗人对于审美高度追求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