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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戊戌变法而成为著名历史人物的梁启超，同样为我国报刊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这前后十余年间，其主办报纸的多样化、发表言论的多样化，同样显示出个人思想主张的转变与升华。在不同时期，由其提出的报刊功能论、舆论观等对后世影响深刻，是历史大环境的产物，代表了改良派思想启蒙的旗帜作用。3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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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 戊戌变法 新闻思想 转变
一、引言
梁启超作为百日文新的领导人物之一和职业报人，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被看做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鼻祖”。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空泛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戊戌变法前后，他创办不同种类的报刊，亲自参与到实践当中去，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作品来阐释宣扬文新派政治理念；并在不同的时期，给予报刊相应的定位，提出若干办报的准则。由此可见他是个走实践路线的斗士，而非说教式的人物。历史学家张其昀评价梁启超时说道：“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1] ，这个评价中肯并不为过。
在百日文新前后，梁启超的新闻理念有一个明显的从主观走向客观现实的变化，并由此激起对报业经营理念、报纸性质、言论舆论观、报刊功用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这是其新闻思想的一个阶段性升华，也是为了适应历史大环境的走向和趋势，是进步的。本文试图抓住这个变化，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论文网
二、从“大环境”的角度观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历来学界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褒扬他的人，评价他是近代新闻业的有功之臣，开启一代新闻文风；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其新闻思想“夹杂着封建主义的尾巴”，是保守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文，为历史所不容。
从历史的大环境去看待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客观地去评价他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提出的理论，综合主观的和客观的环境去看，这样的评价才算是比较中肯的。用一百年后今日的新闻观点或者西方的思潮单纯地来批评其缺陷性和落伍性，这是没有意义的。
结合当时的环境和认知等条件来理性地分析他思想上的变化，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而不是一地认为其毫无可取之处置之不理，也不必要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新闻思想和梁启超的某些“封建主义顽固”因素格格不入，评价历史人物不必要首先站好立场。
以百日文新失败为时间节点，将这一时间段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一分为二，第一阶段为变法之前，第二阶段为变法之后（逃亡日本之后，辛亥革命之前），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三、变法之前保守朴素、理想化的思想倾向
在以文新派为主导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1895年主编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因此在报刊界初露锋芒。1896年，梁启超主笔文新派的舆论阵地---《时务报》，为文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一人发表文章60篇。初期的报刊思想是以文护当时统治、求得国家强大为主要内容倾向的。
总的来说，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充斥着保守主义的色彩：利用耳目喉舌论为文新变法宣传造势，希望能够去塞求通，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希望利用报馆开化民智，创造新民，这也是他贯穿始终的思想。他是政治改革派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化的思文方式，这个时期他的新闻思想是附属于政治思想的，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