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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古改制式的通塞观
在报馆功用方面，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观。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2] 一文中，指出国家强大在于对外联系通透，报纸的作用在让封闭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长处，是为了让君主士大夫更全面地掌握整个国家的政事，带有很强的政治主观理想化的色彩。并且他援引古代典故制度，阐述古人借助民间诗歌考查民风，形成民报；公卿、大夫用奏疏讨论国政，形成官报。指出民报与官报是古代就有的，同样是为了“去塞求通”。适当地“曲解”古代的制度，并且将它们加以修改和演化来弥补今日政治的缺失，托古改制。这样一来，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也就顺理成章；在宣传变法、鼓动国人方面，更加具备说服力。
在舆论观方面，梁启超提出“耳目”“喉舌”的主张，认为为了能够更好地宣扬人主恩德、通晓民情，报刊必须先作为官方耳目喉舌的形式而存在。这里面应当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报刊应当做国家的“耳目”，通晓邻国的政事和新闻，这样才不至于消息闭塞，而对于落后之处一无所知；第二层，报刊应当做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喉舌”，将上意下达，将下意上传，传达君主旨意、臣民疾苦。报刊的作用，就在于此。这样的报刊观念，夹杂着宣传变法时期梁启超思想理想化的趋势，是为政治服务的。
2．开化民智的作用
在报馆经营理念方面，他引进西方的“分报”理论，认为每一个学科都该有自己专门的报刊，每一门学科都能传播自己的学术知识让受众获知，报纸是普及学术知识的工具。阅读报刊的人越多，民众越是拥有智慧学识，才能达到开化民智的目标。
变法时期报馆应该遵守的宗旨是：报道世界局势、记录各省新政、关注外交、旁载政治学术知识[2]。民众知晓外面的世界，才不至于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民众知晓新法的优势，才不会加以阻挠破坏改革；民众民智开化，才不至于整日拘泥于八股而事事受人愚弄、任人摆布。他认为民众只有先养成嗜读报刊的习惯，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基础，最终才能够达到变法的预期目标。
3．时务文体
在报刊文体创新方面，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打破常规，不用文言文，采用通俗自由的时务文体，并将时务文体发扬光大。他坦言道，自己并不喜欢桐城古文，而终究为了时代变幻而创新文体，普及于大众。
时务文体以桐城派古文为根基，但是洗去了文言文的艰深晦涩，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一，文言文白话文各占一半，因此不拘一格；二，话语间常带主观感情；三，通畅平易，较多使用俗语、外国语法[3]。这样形成的评论文风和文章体式，比较通俗浅近、易于理解，这样也使得他本人撰写的论说、时评文章更加具备宣传的力度。
四、逃亡日本后激进、现实化的思想倾向
戊戌变法失败是梁启超新闻思想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他求政治改良而不得，也使得对报刊地位的认识发生改变：原先报刊从属于政府，到现在的报刊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且此时期他的新闻观都围绕自由主义新闻观而展开，而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围绕着这个宗旨进行鼓动宣传。说他此时期的新闻观是激进的，在于他大胆地引进西方新闻理论，大力宣传报刊独立，而终于和之前的保守主义形成强烈的对比；说他此时期的新闻观是现实化的，在于政治改良失败的客观缘由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主张而另外开辟新的理论道路。能够从现实利益出发，利用西方报业思想作为舆论武器攻击腐朽落后的政治制度，也是这一时期其观点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