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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中国东三省，随后扶植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并随之成立了伪满洲政府。伪满洲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工具，溥仪成了日本统治的傀儡皇帝。为了加强对音乐的控制，做上“满洲皇帝”的溥仪就在皇宫里组建了一支西洋管乐乐队，并在北京招收了演奏员二十多名，1935年被调进日本海军军乐队，自此由日本军队接管并重建。这支乐队不光在元旦、皇帝生日，朝贺典礼集会上演奏，也常任务性的为“国宴”演奏，有时候也充作仪仗队。他们演奏的曲目多是古典乐派、浪漫主义和民族乐派的作品。他们的演奏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活动紧紧限制于皇宫内，因此没有什么社会效果。
（二） 抗日救亡初期的乐曲创作
这一时期以上海音专师生为主力，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创作了很多救国歌曲，萧友梅于1931年带头创作了《从军歌》，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救亡歌曲作品之一，体现了他作为“国立音专”校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带头和学校师生一起创作救亡歌曲的爱国热情。黄自写下了最早的混声四部合唱抗日歌曲《抗敌歌》。周淑安的《同胞们》，应尚能的《吊吴淞》，刘雪庵的《前线去》、《空军进行曲》，丁善德的《从军》都反映了“国立音专”师生门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激情。其中有黎锦晖的《爱国歌曲》，是第一本个人创作的救亡歌曲专集，此外，陈洪的《冲锋号》，何安东的《奋起救国》、也是这一阶段的著名歌曲作品。由此可见，救亡运动初期的抗日歌曲，主要是由“学院派”师生萧友梅、黄自、刘雪庵等人和曾经被认为是“霏霏之音”的炮制者黎锦晖等率先创作出来的。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继承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日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他们高举爱国旗帜，写下不朽的音乐名篇。[2]
（三）抗战音乐创作的高潮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升华，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很多优秀的音乐家们创作出大量的抗战歌曲，这表示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走向了高峰。他们创作的歌曲更加富有时代气息和大众化的音乐风格，具有更为高昂明朗的音调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开辟了一条通向救亡歌咏运动高潮的道路。在同一时期，代表性歌曲有：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哥》、《热血》、《只怕不抵抗》；贺绿汀的《心头恨》；聂耳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江定仙的《新中华进行曲》；老志诚的《民族战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等。这些歌曲作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全面抗战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为了当时著名影片《风云儿女》所作，是讲述为了救国，诗人辛白华，投笔从戎，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它在电影中，分别于片头和片尾出现，因此给观众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也因为如此它很快就红遍中国，成了著名的抗战歌曲。
（四）敌占区的音乐特点
在这一时期，音乐创作以抗战为主题，曲调昂扬向上，节奏鲜明，富有动力，音乐催人奋进勇往直前，唤醒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爱国热情，这些抗战歌曲作者大多数是直接参与抗战斗争的知识分子，以民族曲调为主通俗易学，符合了大众化、民族化的特征。这时期的抗战歌曲表现出了时代性，也展示了非凡的号召力，激发着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