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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对内加强封建统治，对外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内外矛盾不断激化，致使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推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号召日本人民“富国强兵”，振兴家园，全面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拉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新兴的学校教育制度也由西方引入进来，而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便是从这一类新兴学校开设的音乐课程开始的。
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法令，要求把音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学科，小学设唱歌课，中学设奏乐学科，但由于日本当时受到文化经济的制约，这个庞大的计划，名存实亡。直到1878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1874年）才正式开设“雅乐”课。1879年，废除《学制》，出台《教育令》，此后，文省部设立音乐调研机构和音乐实践小组，调查并掌握了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现状，充分考虑该项计划的可行性，为后来的音乐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对音乐教育功能理解深刻的音乐家，伊泽修二（1851-1918）。他早年曾留学美国，主修音乐教育，回国后大肆宣扬音乐教育的作用，倡导美育思想，得到社会阶层的支持，部分建议被征服采纳并付诸实施。
明治14到17年（1881-1884）出版的音乐教科书《初编小学唱歌集》，既反映政府对音乐教育的正视，又代表日本音乐教育思想的主流：将音乐置于德育之中。明治19年（1886）的小学法令中，对音乐课程的设置提出了要求，但由于这种指标是“软性”的，因此音乐课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明治24年（1891），文省部颁布了《小学校教则大纲》，明确了小学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从舆论和实效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意义。
3 赴日留学生在日本的音乐学习
3.1 赴日音乐留学生的基本情况
随着维新变法的不断深入，清政府自1896年起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规模从1899年的200名左右到1906年增至约8000名，留学形式分官费与私费两种，比例大约是3:7。由于清政府提供的经费十分有限，在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中，音乐留学生全部是私费。自1902年开始，他们先后在东京音乐学校、东洋音乐学校和女子音乐学校等地进修和学习。据《东京音乐学校一览》中记载，从1902到1920年期间在学的中国留学生注册名单有149名，去掉各学年重复注册的学员，实际在学人数为77名。
在所学习的学校中东京音乐学校是当时日本唯一的一所国立音乐学校，其前身是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文省部设置的音乐调研机构，为预科、本科、研究科和选科以及师范科甲乙两种，其中本科又下设声乐部、器乐部和乐歌部三个部门。东洋音乐学校、女子音乐学校、东京音乐院以及女子音乐体操学校等则属于私立音乐学校，其中东洋音乐学校在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教授担任校长的期间，招收了大量中国学生，该校在当时还被形容为“中国人的学校”，原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国乐导师王露先生就曾于此学习，另外，校长与沈心工、曾志忞等人还建立了良好的学习关系。文献综述
3.2 赴日音乐留学生的代表性人物
沈心工（1870-1947）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最具代表性的学堂乐歌作者。1902年4月自费留学，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进修，是年11月同曾志忞一起在日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音乐讲习会”，次年2月回国。留学期间他曾邀请铃木米次郎先生到留学生会馆教授过两个月的乐歌创作及演唱，而他最早创作的《学校唱歌集》（第1集）中的部分歌曲，如《体操—兵操》等有可能就是在日本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