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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参与的主体分析，分为医生的道德风险、参保患者的道德风险和医患合谋的道德风险。
医生诱导的道德风险。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处在决定患者治疗方案的地位。众所周知，同样的病种拥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其中价格也有高有低，医生诱导的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为患者选着昂贵的治疗方案与药物，放弃价格低廉而又有效的方案，从而抬高患者的治疗费用，从提成方面增加自己的收入。
参保患者过度消费的道德风险。参保人在参加医疗保险后，往往会要求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由于在治疗过程中实行患者和医疗保险机构共担费用，患者自费的费用变少了，从而可能有患者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情况产生，形成更高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具体表现为参保患者“小病大养”、“一人参保，全家共享”，的情况，严重点甚至会出现药贩子，也就是将医院配来的药转卖的情况。
医患合谋的道德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有利于患者和医生协商利益共享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有些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仅仅局限于医疗服务的质量，同时也有自己的要求医疗机构满足其的程度作为标准。于是某些医院为吸引患者从而扩大自身利益，进行医患合谋，具体表现为大处方、人情方、营养方的泛滥，造成医保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二） 道德风险产生的影响
最直接最根本的影响便是使医疗卫生费用疯长，医疗资源浪费日益严重，破坏了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从具体数据来看，在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510.4元， 2011的纯收入为21809.8元，足足增长了14倍，人均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1278.9元，而2011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5160元，足足增长了12倍，其中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在1990年的25.7元增加到2011年的969元，增幅达到37倍。但是在农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在1990年为686.3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增长了10倍[1]，但是人均消费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幅已大大高于这个数值这数据。卫生支出上涨了那么多，显然幅度已经过大了。
以“医疗机构不合理业务收入”作为医疗季后相关指标，剔除经济增长、物价变动、人口数据和结构变化、健康状况等合理性因素影响外，其他非合理性因素影响带来医疗费用的变化，反映的是医疗机构行为是否存在浪费。研究表明，如果假设1991年非合理性业务收入为0，则2015年该指标达到2699亿元，2020年为6909亿元[11]，即医疗机构“多开药、多做检查”的浪费日益严重。
显而易见，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不可置否是一个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重要的因素。如此大增长的费用，打乱了医疗资源配备的最优状态，使真正需要治疗的人得不到合理的资源分配，既有失效率又有失公平。现如今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已经越来越严重，控制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疯长迫在眉睫。
（三） 研究目的
此项研究便是找出导致道德风险的根源所在，即产生道德风险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有政策性的漏洞同时也有人为性的侥幸心理。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建议，平衡缓解医疗费用的增长，使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
（四） 研究意义
首先，控制医生诱导行为的道德风险行为有利于减少患者在医疗费用的支出，其次控制患者过度消费这种道德风险行为是一种对医生的保护，防范医生因病人的要求而产生多开药的行为，使医疗保险基金得到合理的运用。总的来说，减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减少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医疗资源达到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