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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B） 赵兵夫妻二人养有一子，大学毕业不久。前几年老赵下岗失业，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出了车祸，失去了右腿和工作能力。赵某妻子在服装厂打工，家中积蓄都给赵某手术和儿子读书耗尽，现在她所挣工资加上低保金才刚刚勉强度日。但是儿子又面临就业的压力，夫妻二人陷入焦急状态。但是赵某的儿子却积极乐观，通过安慰父母，平定了父母的担忧，也很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的家境现在慢慢变得好起来了，不用一年就能脱去低保群体。
笔者整合了所有持有过乐观态度的案主，发现他们首先生活并没有贫困到很严重的地步，其次是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转机的迹象，再次就是因为子女的成长给家里带来的精神动力特别强大。像赵兵的家庭就是如此，儿子赵林受父母之恩刚刚大学毕业，工作已经开始慢慢进入正轨，也已不向家中要取生活费。因此，赵先生夫妇二人都还乐观，觉得今后的日子都还好，他们一定能够等到不用领取保障金而被同事邻居看不起了。赵某儿子的理性支配给他们全家关于贫困的认知，都重新做了衡量。其实，贫困给他们带去的就好像是一种无形的羞辱一样，他们觉得贫穷是没有用的象征，是没面子的象征，这种心理既是生活经验，又是行为范式。只要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就会多一份解决贫困的力量。
（三）消极选择与剥夺情绪
从以上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面对贫困的态度上，都表现着困惑的精神状态。他们不仅要承受这种贫困本身，更加要默默忍受着内心的困苦。消极选择指的就是低保家庭成员因为贫困受挫而产生了悲观态度做出了消极的思文定义和行动机制。笔者通过整合走访对话，归类出他们内心消极感受的一条脉络：依附感——距离感——排斥感——污名感——内心世界的贫困恐慌。他们的消极情绪可以被综合为剥夺情绪，也就是说，这些消极的负面的判断选择，让他们有一种被剥夺的情绪。
依附感在这里指的是低保家庭成员因为焦虑、无奈等思想而没有对自己的贫困境遇做出积极的行动努力，而是依赖于低保金（福利救助）的一种生活态度。有的表现为依附社会或者团体，有的表现为依附家庭或者学校。他们通过接受到政府或社会的援助，从而能够生活下去，长此以往，他们就对政府与社会团体形成生活依赖，变得有些失去行动能力，有些主观上自我改变意识的缺乏。这就是依附感。他们自己因为在主观上产生“寄人篱下”感觉，就会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一种自我色彩，那就是“我就是那个被救助的对象，我是穷人，政府应该帮助我去改善生活，”有的人甚至说“政府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保障，也应该有一个完备的体系，使我们这些穷人免于饥饿、求学、看病等等困难了。”这就是他们渐渐形成的一种消极的距离感，觉得原本就和社会脱轨，那么就在另外一条轨道——贫困轨道上生活。
（C-ZXS）张先生经常酗酒赌博，不务正业，每个月都会去找居委会麻烦，以“领钱给儿子买书”为由向居委会索取福利支持以外的资金援助。而他的儿子小张，因为是单亲，是低保户，父亲有前科，时常感到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小张的交流也时常被抹上一种“坏蛋的孩子”的无辜压力。他时常感到恐慌无助。
小张和老账正是两种不同模式的消极选择表现。老张是依附心理和距离感的组合，小张是排斥感、污名感的和内心世界的恐慌。但是问题往往不止如此。很快，他们会发现排斥感是更往心理层面的打击。他们活在相对封闭的小区，不涉外事，偶尔出去了仿佛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交往问题成为贫困问题的引发问题。其实贫困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压力都毫无例外地压在了低保家庭的身上。有时候他们走出去，会有一种污名感的存在——污名感，是对低保家庭的一种偏见，认为他们是社会低等人物，是一种错误的标签意识，充分存在着人人平等的理解缺陷。有案主曾说，“看着街上的乞丐就会立马想到自己，自己不过是还有几片墙屋遮挡耻辱”。他们内心里面极其不愿意把自己当做乞丐来看，但是“如果不伸手向居委会要钱，那这几天就得饿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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