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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际的诗人王绩，最崇拜陶渊明，他自号“东皋子”，出自《归去来兮辞》“临东皋以舒啸”。作《五斗先生传》，便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其诗学陶，如名作《野望》，风格质朴自然，颇有田家意趣，显然受陶诗影响。王绩可谓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的先驱。有唐一代，山水田园诗蔚为大观，主要作家无不受到陶渊明影响。清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卷上)此言为确论。王维一方面推崇陶渊明高峻的人格，另一方面却对陶氏的隐居方式又不满，曾说：“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王维晚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大约他认为在朝廷为官，并不妨碍隐逸的高趣，这就是所谓的“朝隐”。朝隐生活，既无生活窘迫的尴尬，又有山水田园的自然意趣，何乐而不为?王维是继陶渊明之后，成就最高的山水田园诗人。其诗学陶而有独特风格。在诗中他常以陶渊明自况，如“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除山水田园诗人将陶氏作为圭臬之外，唐代其他大诗人无不服膺他的为人与诗歌成就。如李白云：“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向往渊明高古萧散的人生态度。杜甫则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以陶渊明与谢灵运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文学史上以陶、谢并称，始于此。白居易更是倾服于陶渊明。他贬为江州司马时，曾亲赴陶氏旧宅凭吊，作《访陶公旧宅》，表示对渊明的崇敬之情：“我生君之后，相过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又曾仿陶《饮酒诗》作《仿陶体诗》十六首。在《题浔阳楼》诗中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白居易对自己的诗才十分自负，但他仍然觉得陶氏才情高山仰止，十分佩服。
自唐以后，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了，士人公认他是成就卓越的大诗人。人们对他的敬仰也不仅仅是因为他高尚的人格，而更多关注他那独标一格的艺术风格。赵宋一朝，陶诗的突出成就，更为士人所景仰。苏轼贬谪至惠州、儋州时，酷爱陶诗。黄庭坚说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惠洪《冷斋夜话》)苏轼文集中有《和陶诗》将陶诗逐一和作，共一百三十五首，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他写信给苏辙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于渊明。……然我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东坡襟怀旷达，胸无蒂芥，在逆境之中，仍然从容自如。显然受到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种达观思想的影响。大诗人黄庭坚也是胸襟旷达的高士，特别欣赏陶诗的自然质朴，他说：“至于渊明之诗，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题意可诗后》)又比较谢灵运、庾信与陶渊明的优劣：“谢康乐、庾义城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谢、庾都是当时最有成就的诗人，被认为是他们时代的文学代表。在宋人心目中，他们的成就都不能与陶渊明相比。陈师道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后山诗话》)张戒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工巧，终莫能及。”(《岁寒堂诗话》)都一致称道陶诗的自然质朴，不事雕饰，这基本是宋朝文人的共识。南宋时期，一些著名人物都心仪陶渊明，从为人和诗歌两方面予以高度评价。大诗人陆游在《陶渊明诗》中写道：“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夏木扶疏句”指的是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理学家朱熹也拜服陶渊明，认为他是古今第一高人：“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造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求肯轻为折腰客。”这无疑是很有见识的话。宋代已出现研究陶渊明的专著，王质和吴仁杰各著有陶氏年谱，这是研究陶氏生平的最早著作。可以说对陶渊明的研究，在宋代得到极大的发展，后世对其评价似乎均无异词，人们愈益认识到陶诗的艺术魅力，而且将其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以至于提到隐士，人们不禁会想起陶渊明来。金元文学家都推崇陶渊明。金朝最重要的文学家元好问《论诗绝句》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推崇陶氏的诗歌和为人。元代赵孟頫说：“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超，黄华霜中鲜。……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题归去来图》)。明清时期，对陶渊明的评价，依然围绕着他的为人和诗歌成就，一致高度赞扬，似乎无有异词，只是评价的角度不同而已。如胡应麟对杜甫和苏轼评陶提出商榷：子美不甚喜陶诗，而怅其枯槁也；子瞻剧喜陶诗，而以曹刘、李杜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过也。善乎钟氏品元亮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而以源出应璩，则亦非也。(《诗薮》外编卷二)此说比较近情理。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则看重陶渊明的气节，认为他有用世之志，并非飘然物外的狂狷之士。这与顾氏身处易代之时，关注时事有关：陶征士、韦苏州，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陶诗“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韦诗“秋郊细柳道，走马一夕还”，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菰中随笔》)这与朱熹的意见相似，他看到了陶诗的另一面。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欣赏陶氏不事二朝的气节，正表现了他誓死不与清朝合作的志趣。清人以考据见长，对陶氏生平的考证更为详尽。关于陶氏的年谱，计有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杨希闵《晋陶征士年谱》等。此外，还有蔡显的《陶渊明生卒年》值得注意。陶澍所撰《靖节先生集集注》可以说是历代陶诗注的集大成著作。整个明清时期，陶渊明的崇高地位几乎没有异议，将其作为山水田园诗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