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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青在翻译工作中学习到了大量的写作技巧，他不仅开始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和事情的细节描写，更是将插叙、倒叙、第一人称自叙等叙事技巧运用的淋漓尽致。《霍桑探案》便沿用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情节模式：接到报案——勘察现场——众人探案——搜寻证据——锁定目标——最终破案。程小青在《霍桑探案》中采用“霍桑与包朗”一主一辅的探案形式，而整本书也是以包朗为第一人称叙述的。程小青曾称赞侦探小说中自叙体的写法“除了在记述时有更真实和更亲切的优点以外，而且在情节的转变和局势的曲折上，也有不少功力”。[5]读者在包朗的带领下参与案件始末，当霍桑神秘消失时，包朗的视线会暂时中断，这时候读者便会顺着包朗的思文推测整个案情的发展方向，直至陷入重重障碍中，而这时霍桑会带着新的线索和证据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使得案情豁然开朗。尽管包朗的推断经常离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但这种安排更加突出了霍桑超凡的推断能力。包朗的存在拉近了读者与案情的距离，使得读者主动参与到案情中来。通过包朗的“眼睛”，读者顺着“自己发现的线索”，时而为发现新线索符合自己的猜想而欣喜不已，时而为遇到障碍跌入谜团而沮丧懊恼，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霍桑会从天而降，出其不意地指出凶手，揭破案情的真相。他对案情的分析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从而使得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更加引人入胜。
尽管《霍桑探案》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但它却有着与西方格调完全不同的中国风范。作者植根于近现代生活，结合民族文化、社会心理而创作的《霍桑探案》，其作品中的诸多事物都有着浓浓的中国儿。
二、《霍桑探案》的本土化特点
虽然霍桑同福尔摩斯的形象极为相似，但他毕竟是中国的神探，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比如福尔摩斯很少涉及文学、哲学等知识，而霍桑学习不拘新旧、涉猎群书，不仅对哲学、法律等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文学的鉴赏和爱好也不在一般水准之下。不仅霍桑身上有着深深的中国印记，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涵更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霍桑探案只是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在探案的结构中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传达了中国本土的思想。
(一)对人道主义的追求
福尔摩斯探案大部分反映的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描写家族之间权力地位的争夺，故事的背景大多都是在庄园、古堡或宫廷等，只有少部分故事发生在英国相对贫穷的地区。虽然福尔摩斯经常乔装打扮潜入贫困地区侦察案情，对那些可怜可悯的凶手予以宽容和关爱，但是福尔摩斯严守着自己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主张真正的罪犯必须得到制裁惩罚，而那些犯罪却令人怜悯的罪犯能够通过忏悔获得精神救赎，这体现出19世纪末期西方文化中人道主义思想的特质。
《霍桑探案》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上海，有着旧上海租界的光影，作品中展示的是都市中下层的生活图景，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学生、职员或是帮会中人等，地位高一点的有中小老板、商人、知名作家等。在那样一个十里洋场的社会环境下，小说的人物、场景、事件都有着中国式的特色，流露出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