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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课题的研究，一直为学者所热衷。不仅是在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兴趣盎然，国外学者对于大运河的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尤其是日本的学者，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开始了对运河的研究。如日本学者西山荣九，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大运河沿革考》，系统地考证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变迁。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线，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运河的漕运状况也因为各河道的通塞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等各种缘由而不断的有着变化。因此漕运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甚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对于漕运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大运河漕运的关注，更多是集中在特定朝代的漕运体系上，如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系统了论述了漕运在唐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构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刘清平在《明代漕运史浅谈》一文中，从漕运的行政、漕船数量、运粮的数量以及运粮的时限四个方面对明代漕运进行了论述。在漕运的行政管理系统上，学者更多的着眼于漕运总督这个职位，对于漕运总督下辖的职官设置、河道管理以及将漕运管理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关注不多。结合地方史研究比较完备的要数山东一带，清乾隆时，山东运河道陆燿撰《山东运河备览》一书就对山东的运河漕运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山东运河文化研究》一书通过对山东运河流域文化的研究，阐述了齐鲁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可以说将运河与地方特色文化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对于漕运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只是作为运河文化的一个方面来论证。淮安作为运河沿线的城市之一，也出版了《运河之都丛书》一系列，这些书要么着重讲了淮安的风土人情，要么更多的是论述历史上的淮安，运河与淮安的联系感不是很强。也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淮安与运河漕运的关系，在《淮安与漕运的关系》一文中，笔者论述了淮安与漕运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只是将笔墨着重放在的明清时期漕运制度的变化上，对淮安这座城市与漕运的内在关系没有做出系统的论证。
由上可知，对于漕运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宽泛。但众所周知，淮安在明清时期处在整个漕运的中枢位置，与运河处于血脉相连，统治者对淮安段运河的管理也逐步的完善。本文试图从淮安段运河的漕运管理以及河道管理的体制出发，对明清时期淮安与运河的紧密关系进行探究。
一、淮安与漕运的关系
淮安被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淮河，与运河有不解之缘。淮安，地处古淮、泗水尾闾，今淮安市主城区，就正好覆盖了整个山阳湾，并衔接古泗口。淮安的名字，开始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分直读、破釜塘以东淮阴镇的流杂一百户安置于淮安县，隶属于东平郡。相传大禹曾到境内治水，为“使淮水永安”，淮安一名由此而来，即取淮水安澜之意。
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以前，古代的淮水和泗水是沟通长江、黄河的重要通道，而淮、泗二水交汇处的两淮地区就成为咽喉要地，南船若要北上，要经由长江顺流往东入黄海，然后由云梯关（今江苏省响水县境内）溯淮而上，到达淮阴故城后，再由淮水支流泗水向北达于齐鲁之地。若继续向西，则经由淮水支流涡、颖等水入豫皖而达于中原地区。《尚书•禹贡》记述九州贡道，其中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则是“沿于淮、泗，达于河”[1]P6。由此可见，古代淮安地区的泗口及淮河下游就成为徐、扬二州贡道的交汇之处，实乃沟通江淮与河淮之间水运交通要津。所以，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控制淮、泗二水的淮阴故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而位于泗水入淮处的大清口，泗口镇也在这里也不断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